在整個中國人口制度調整的大趨勢下，出生證與結婚證、生育證的脫鉤乃是勢在必行。

就算沒有結婚證，也可以為孩子辦理出生證、上戶口——湖北衛生計生委、公安廳近日聯合制定出臺《湖北省〈出生醫學證明〉管理辦法》，規定省內出生的嬰兒均應依法獲得國家統一制發的《出生醫學證明》，各簽發機構與管理機構不得以結婚證、生育證等作為附加條件。

在戶籍制度改革的社會期待中，出生證與結婚證、生育證脫鉤，無疑具有改革的意蘊。曾幾何時，沒有經過結婚并取得準生證的情況下，出生的孩子因難以落戶而變成了“黑戶”。這種基于戶口之上的利益分配，讓“黑戶”的孩子從一出生，就被烙印上不平等的標識，將憲法保護的生命權人為劃分三六九等。用現代的法治標準衡量，這是一種漠視生命權尊嚴的行政障礙。

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加強對出生人口的行政管理，當然有人口控制上的考量，但這應當限定在事前環節，即主要是針對生育之前的限定。當孩子出生之后，即便是違規生育，也不能針對孩子的權利進行差別對待，因為這時已經失去了人口控制的必要，生命權的考量完全居于主導地位。

湖北新規的出臺，其實只是人口管理制度的一項正常回歸，在整個中國人口制度調整的大趨勢下，出生證與結婚證、生育證的脫鉤乃是勢在必行。但在更深層面上，其帶給制度設計的普遍性啟示則是，讓我們重新回到如下價值常識：孩子出生之后，任何行政管理的舉措都必須遵循生命權邏輯，而不是其他種種借口和考量因素。目前，一些輿論對湖北新規的關注，更多集中于未婚媽媽的生育權。因為關注到這一點，部分網友質疑新規是不是慫恿“未婚先孕”“婚外生育”？這樣的擔憂或許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在支撐，但根本上是“劍走偏鋒”，失去了對制度改革核心價值的把握。

一項制度的變革，總是會帶來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需要把握主次。脫鉤新規的核心價值，就在于重新找回曾經忽略的生命權尊嚴，在這面前，所謂“未婚先孕”“婚外生育”的擔憂，都不足為慮。很明顯，化解這些擔憂的路徑不是制度緊縮權利，而是需要借助于道德的重建，以及制度對權利的進一步開放和舒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