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改進干部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強調要“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

黨中央的各方面政策動態表明，我國的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將告別“唯GDP論”，不再以GDP論英雄。我們過去的發展中過分追求GDP量的增長，以資源的高消耗和破換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GDP的增長，環境保護為發展經濟讓路。這種發展嚴重違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以犧牲生存環境和人民健康為代價尋求一時經濟增長。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良好的經濟增長一個好的特性是表現在可持續性，包括經濟的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唯GDP論”、GDP主義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這種發展方式無異于殺雞取卵、竭澤而漁。

“唯GDP”理論的根源是晉升錦標賽的治理模式。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年均以近乎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成就了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被世人譽為”增長的奇跡”。初期發展我們既沒有自然資源稟賦，又沒有良好產權保護制度和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動中國經濟長時間高速增長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周黎安認為，這種“非常規”增長的激勵是源于晉升錦標賽。在晉升錦標賽的治理模式下，官員的晉升與地方的經濟發展相掛鉤，GDP的增長成為度量他們政績的重要指標，GDP上去了才有升遷機會。他們竭盡所能直接或間接推動投資，不惜代價招商引資、上項目、建新城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的發展成為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他們的發展熱情更過是傾向于關心自身的仕途，因為地方官員的升遷與地方經濟績效存在一定正相關關系，使得地方官員置身于發展經濟的強激勵之下。當然，這種激勵方式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扭曲的作用，在晉升錦標賽價值導向下，出現了“一切為了GDP，GDP就是一切”的GDP主義，地方政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尋求經濟增長，也使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舉步維艱。

重新樹立科學的政績評估體系，增環保生態權重。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官員的政績考核應該多元化，并將GDP的權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官員考核中將大幅增加環境保護的權重，更加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這些都彰顯了黨中央保護生態環境、治理環境污染的決心，落實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總布局。

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鎘大米沒有了，霧霾不再籠罩北京了，癌癥村消失了，PM2.5降低了，這些都是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期望。這都需要地方官員從擯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唯GDP論”做起，樹立科學發展觀，倡導綠色GDP發展，不再以GDP論英雄，中國發展定當走上可持續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