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為4歲女孩找‘耳朵’”的帖子和海報遍布寧夏銀川市的貼吧、論壇和大街小巷，在網民、群眾、媒體、政府部門官微114小時的齊力尋找下，終于將4歲女童的人造耳蝸找到，這場愛心接力，不僅為一個外來務工者家庭避免了20多萬元的損失，更讓小女孩免受再次開顱手術之苦。（11月18日《西安晚報》）

發起于一個微博求助，接著是當地各種媒介的迅速跟進，使得“找耳行動”為全城所知并成為全城行動。雖然得承認，愛心與善意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社會自我組織能量的釋放，才是最令人欣喜所在。所謂的“守望相助”的民間自為，在此刻又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愛心的匯集，使得各種資源都朝著一個方向流動，并且呈現出常態性的表現。比如大災大難之后，有自發性的民間組織在開展活動，有個人的自覺行為在發揮能量，在此刻你會發現，即便沒有人進行組織，每個人的心靈都是相通的。只要有人出來振臂一呼，總會出現“全城響應”的局面。“全城找耳”事情雖小，卻是對社會自我組織力的一種檢驗，這跟大災之后的群體行為和自發表現一樣，都體現著共同維度。

從鄭州曾有“全城吃面”，烏魯木齊曾有“全城買鵝”，是民間愛心的強大，也是依托于愛心之下的社會責任感的強大。

按照社會規范的要求來說，社會自我組織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途徑，其與國家治理和市場支配互為補充。社會力量的強大之處表現在，社會自我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可以完全依靠社會，這其間就有各種社會組織和民間機構的強大，以及公眾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作為基礎。

著名學者孫立平指出，一個健康的社會取決于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的平衡。那么，如何構建真正的社會治理呢？簡單地來說，就是要減少權力對社會事務的干預，還原和發揮權力應有的作用和功能。按照通行的說法，就是社會組織能辦的事情，就交給社會去辦，政府不進行干預。然而，在“大政府，小社會”的治理思維下，社會自身的功能在弱化，“政府包辦一切”成為了常態，結果權力統管一切卻什么管不好，管不了，而社會功能的退化，使得從個體責任和社會道德都加速滑落，社會問題社會辦無以得到實現。

“全城找耳”不能僅滿足于愛心正能量的褒揚，更應看到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強大，并為“重視發現社會”找到了一個出口，對“重新建設社會”有了更多的期待。

事實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這既是對現實需求的正視，也為社會建設指明了方向，“全城找耳”的深度和廣度也將得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