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禁下達‘刑事拘留數’、‘發案數’、‘破案率’、‘退查率’等不科學、不合理考評指標，不得以破案率、批捕數、起訴數、退查率等指標搞排名通報……”日前，河南省公安廳出臺規范調查取證、落實執法責任終身制等十項措施，加強、改進刑事執法工作，防止冤假錯案發生。（11月13日《中國青年報》）

實際上，廢除“破案率”等執法指標的排名，河南并非破冰者。今年七八月份，由于杭州“出租車殺人案”和“叔侄強奸案”兩起錯案的教訓，浙江警方就曾提出“冤假錯案終身追責，取消破案率排名”，被輿論認為是警方執法回歸理性及程序正義之舉。

遺憾的是，浙江警方取消破案率排名，并未產生輻射效應。各地依然在固化的體制機制下，以破案率等指標衡量警方的政績。而此番河南緊隨浙江之后，廢除破案率等指標排名，之所以引發關注，有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那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閉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提到，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河南此舉，也許是吸取了趙作海案教訓，又或是為了呼應該總目標。但無論如何，這都是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的完善，是程序正義及人權保障的體現。

關于破案率等執法指標排名，隨著冤假錯案的出現屢屢重挫社會公平正義，已飽受公眾詬病。這些指標排名的實質，更近似于執法層面的GDP陷阱。它關心的不是每個人的正義、保障每個人的權利，而是地方、部門、官員甚至個人的政績。程序正義無法被保證，也就意味著“看得見的正義”無從實現，刑訊逼供等與法治文明相悖逆的執法劣跡也就難免出現，冤假錯案也就無法避免地發生。

正如社會不歡迎建立在悲劇之上的GDP，法治社會也應當拒絕僭越程序正義的破案率。社會的安定、權利的維護，理應在法治軌道和程序正義中運行，如此，在制裁罪惡的同時，才能讓民眾免于被冤獄的恐懼。刑訊逼供的劣跡難以清除，與警方片面地追求破案率指標等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這種政績評價機制的作用下，警方追求的只是冰冷的數據和排名，而不是公民權利，更罔顧執法公信。

在破案率等指標的考核體系下，對數字和排名的盲目追求，在立功心切的警方面前，刑訊逼供注定難以杜絕，每個人都可能陷于趙作海等被冤獄者的命運恐懼。程序正義優先于實體正義，是廢除破案率等指標排名，讓警方執法回歸合法和理性的制度皈依。因此希望，無論是浙江還是河南的舉動，促動廢除破案率指標排名的動機，不僅僅是錯案的反思和警醒，而是應該從法治中國的實現層面，以頂層設計給予廢除。

廢除“破案率”，更是廢除“執法GDP”。而由此，我們可以將視角延伸到更多的行政和執法領域，比如“交警罰款指標”、比如信訪排名……這些都是錯誤的政績理念主導下的考核機制，不少時候都背離了制度的初衷和本意，理應將其廢除。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必須實現考核指標的科學化，避免錯位的考核機制干預行政執法，成為公民正義實現道路上的難題。依法治國，法是準則和中心，不該被執法者的政績和指標所裹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