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黨到改革開放前的50多年間，我們黨對農村農民問題的思考和處理，與毛澤東緊緊聯系在一起。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包括解決農村農民問題的巨大成就，也發生了嚴重曲折。這構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努力解決好“三農”問題的基礎。如何對待這份遺產，是正確對待黨的歷史、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是理論遺產。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是我們黨最早正確認識農村農民問題的主要代表。從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這一最大國情出發，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建黨建軍的首位，以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局限性以及錯誤思想對革命隊伍的不良影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把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重要一翼，走工農業並舉的工業化道路，都體現了他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認識解決中國問題的前后連貫性、一致性。

毛澤東對農村農民的正確認識和解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毛澤東善於對農村農民問題深入思考和調查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不是天然或自動發生，隻有通過中國共產黨人主動自覺地運用調查研究等方式方法才能實現。回顧毛澤東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調查研究始終伴隨其中。毛澤東一生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而關於農村農民的佔了極大部分。收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1926年至1941年9月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等重要論述，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進程。

二是革命遺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著眼解決農村農民問題，貫穿這兩場革命始終。第一場革命反帝反封建斗爭，根本任務之一就是消滅封建土地制度，這場革命至1952年底完成。第二場革命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現農業集體化。土地改革任務完成后，黨“趁熱打鐵”，到1956年底，就基本實現以土地為中心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其后經過曲折探索，至1962年形成了“三級所有、隊（小隊）為基礎”的相對穩定體制。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佔有量很小的國家，由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造成的土地兼並，以及資源、財富集中於少數人而帶來的兩極分化，歷來是中國王朝更迭及發生革命的根本原因。社會主義改造及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的建立，從制度上杜絕了兩極分化的發生。和我們同時代成立的一些大國，物質技術基礎在當時遠比我國雄厚，但在其后的發展中卻被遠遠拋在后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這些國家沒有經過包括農村農民在內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大變動，有的到現在甚至連實質性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無疑是其重要原因。

三是現代化遺產。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農業合作化的興起，毛澤東逐漸產生了先搞合作化、后搞機械化的農業現代化設想，並投入格外多的精力，具體指導著農業合作化這場農村的巨大社會變革的進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逐步明確提出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黨和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先后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奠定了制度基礎、物質基礎，積累了豐富經驗。

新中國的工業化及現代化事業，是在一窮二白、物質技術基礎極為落后的情況下起步的。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資本積累，充滿戰爭、販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我國走的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所需資金隻能靠自身積累。僅在“一五”期間國家用於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就高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全部基建投資的58.2%用於工業，其中又把88.8%用於重工業建設。這在當時算是天文數字的資金投入，主要依靠廣大農村及數量巨大的農民。

同時，毛澤東認識到，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這樣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而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他甚至這樣強調：“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這一思想后來形成農、輕、重為序的戰略思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傳統農業開始了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歷程。農業機械化迅速推進，化肥及農用電力快速增長，全國土地灌溉面積大幅增加，為后來鄉鎮企業崛起初步奠基的社隊企業不斷發展，特重大水利工程不斷上馬，大江大河的治理及一般洪水災害得以初步控制，以及我國糧棉等農作物產量大幅度提高等等，都是黨和人民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取得的重要成果。

四是防止兩極分化遺產。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毛澤東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即趁熱打鐵實現農業集體化，在遇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重大挫折后不斷調整，在1962年使分配規模退回到1956年初級合作社按小隊經營和分配（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不是大隊）的水平。他堅決不同意退到一家一戶生產經營的包產到戶，其根本考慮，就是擔心出現兩極分化。這也成為毛澤東當時的政治底線。他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一方面是貪污多佔、放高利貸、買地、討小老婆，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共產黨的支部書記﹔另一方面是破產，其中有四屬（軍、工、烈、干屬）戶、五保戶。鑒於歷史局限，他把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看作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分水嶺，對多數中央領導同志支持或允許包產到戶，他多次從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的角度進行嚴厲批評。毛澤東以特殊方式提出的防止兩極分化重大課題，我們至今仍在回答和解決的路上。

五是精神遺產。包括我國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歷來具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但近代以來，中國反動統治者腐朽無能和喪權辱國，使中華民族這一偉大精神長期受到壓抑而得不到張揚奮發。但當農民被黨及領導的農會組織起來后，就呈現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熱情謳歌了農民運動展現的革命精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這是黨的“敢於斗爭，不怕犧牲”精神在組織起來的農民身上的初步表現，中國農民在精神上開始從被動轉向主動。在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這種完全不同於過去舊式農民斗爭的新式農民運動高潮迭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最終贏得了我們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其間構筑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如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呂梁精神）、沂蒙精神、大別山精神、老區精神等，不僅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作為這場革命的主體力量——中國農民新的精神面貌，落后的農村成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事業的先進基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些精神不斷得到新的弘揚。在新中國的廣大城鎮和鄉村，一掃舊社會的污泥濁水，黨與人民魚水情深，人與人相互關心、相互幫助，風氣淳樸，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至今仍被人們所懷戀和津津樂道。所有這些都化為推動新中國歷史前進的強大力量。

六是牢固的執政基礎遺產。中國共產黨執政，經歷了由建立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的過程。黨和毛澤東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贏得了包括中國農民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農村和農民成為黨執政的堅強后盾和牢固基礎。在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們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擴展到我國各個地方，使黨的領導直達基層。

毛澤東時代雖然成為歷史，他的豐功偉績及創立的科學理論，打下了黨長期執政堅不可摧的根基。毛澤東創立的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執政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思想和精神的“元要素”，已經深深融入我們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我們黨后來創立的理論成果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毛澤東以各種不同方式提出包括農村農民等許多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以及預言箴言，永遠需要我們后人以高度的智慧深入思考、高超的能力加以解決。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