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一票否決”已成干部考核制度中的常用詞匯。從貫徹計生政策、提升社會綜治水平，到信訪維穩、節能減排，“一票否決”制度讓不少政府工作在齊抓共管中完成，但也讓官員尤其是基層干部為應付考核疲于奔命。這種突出政府部門在特定時期工作重心的做法，曾經在一段時間成為黨政部門工作的有力推手，如今卻因指標泛化而備受爭議。

追根溯源，領導干部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制，始于1982年的湖南常德。當年，常德率先將計劃生育政策貫徹情況列入衡量政績的重要指標，不達標就不能評先評優，收到良好成效。干部考核的“常德經驗”，很快被作為典型推廣到全國。在中央層面，從1991年到2012年，先后曾就計劃生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農民減負、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監管等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制度。

明確領導干部的治理責任，曾是完善干部考核制度的重大進步。但是，在一些地方干部績效考核中，“一票否決”制度逐漸出現被濫用的情況。基層干部既要受制于中央對地方政府使用的指標，又要顧及上級地方政府對下級地方政府使用的指標，甚至領導講話也能成為“一票否決”的依據。江西省紀委調研法規室2011年做的一項調查顯示，該省針對地方和基層的各種“一票否決”內容多達62項。

客觀來講，將社會治理成效與“烏紗帽”掛鉤的“一票否決”制，在推進計劃生育、社會綜合治理等方面，曾經功不可沒。但在招商引資、信訪等領域，隨意濫用“一票否決”制，導致了一些基層干部造假糊弄考核、“依上級行政不依法行政”、重“硬指標”輕“軟指標”等亂象，這些都值得警惕。

近幾年，媒體多次聚焦“一票否決”指標過多過濫現象，也有不少學者呼吁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這些建言確有價值，“一票否決”制度看似高壓與嚴治，實則有違科學治理的原則，其實是一種懶政與推卸責任的做法。進一步說，過度依賴上級部門設置的“一票否決”高壓線，也從側面說明依法行政的基本準則，尚未成為基層政府治理和社會管理的共識。

“一票否決”并非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公共治理還是應該以依法行政為主要手段。2009年，中編辦下發指導意見，要求嚴格控制對鄉鎮黨政領導的“一票否決”事項；河南、廣東、新疆等地也曾發出通知，清理整頓各種不符合規定的“一票否決”指標。這些帶有糾偏性質的做法，試圖讓基層領導干部考核重歸正道，有效提升了基層善治水平。

我們不能否認“一票否決”制度的歷史功績，在今后一些重大事項上，這一治理手段仍將發揮作用。但是，領導干部考核要回歸依法行政的常態，就必須用法治理念提升領導干部的行政管理水平。具體來說，就是要依法限制上級政府設置不合理考核指標的隨意性，通過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創新公共治理模式，形成一套更符合科學治理原則的政績評價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