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其實并未麻木，即便已經見慣舉報者被打擊報復，“山西檢察官實名舉報干部三年無果辭官種田”的新聞，依舊于昨天在網上被熱傳。山西省檢察院檢察官張旭民，實名舉報該院副檢察長嚴奴國在擔任院政治部主任期間，主持2009年的一次全院公開競爭上崗工作時，涉嫌存在嚴重違法犯罪問題，三年無果后，他選擇了辭官回鄉做一名農民，開荒山、搞養殖。（10月24日《時代周報》）

盡管前檢察官張旭民表示，自己還將繼續舉報下去，但毫無疑問，辭官種田至此已成為一個分外悲壯的結局。

就像我們曾經評價法官上訪是“非典型上訪”，檢察官張旭民的舉報之路顯然也是一次非典型的舉報。“非典型”首先體現在其身份的特殊性上。檢察官的身份注定張旭民擁有比常人更多的舉報與救濟資源；正是因為這種熟悉，其舉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第二層“非典型”：張旭民舉報的濫用職權、徇私舞弊都得到核實，但因為被舉報者嚴奴國的繼續在位，一次成功舉報最終還是成為了無頭案。

看清了此種“非典型”的個人抗爭，我們就會看到張旭民身后更濃厚的整體悲劇。當對實名舉報的獨立第三方調查遠未形成，那么舉報事項就只能重回事發的原單位處理，如此遭遇的只能是被舉報者的刻意障礙，真相難出。在此刻，檢察官張旭民與其他的實名舉報者一樣孤獨。

因為檢察官的身份與辭官的舉動，從某種程度來說，即便種田仍聲明自己不會放棄舉報的張旭民，已像極了那個古希臘神話中說出真相的“西西弗斯”，一個人在承擔著“不斷滾石頭上山”的過程。現在的問題是，誰來為他減少此種負累？新聞的報道或許會讓其被聚焦，促進舉報事件本身的被解決。但要讓類似的自我反抗式事件不再出現，需要重申的，依舊是對實名舉報處理機制本身的改革。

改革當然不可一日速成，對于山西檢察官辭官種田事件，現在唯一能做的是期待新聞不被降溫，并以此來帶動更多的改變。 □王聃（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