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農民鄭艷良自鋸病腿事件引發輿論廣泛關注。據悉，鋸腿事件引來媒體報道后，幾個10多年都不曾聯系過的朋友坐著高鐵專程來看他。從10月9日起，他平均每天接受采訪和接電話的時間，差不多10個小時。他怕自己的事降溫。降溫對他意味著，像他鋸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10月21日《新京報》）

媒體的集中報道拯救了鄭艷良。在媒體關注鄭艷良之前，他只能自鋸病腿，然后在痛苦中等死。媒體報道之后，由于河北省衛生廳高度重視，醫院對其免費進行檢查、診斷和治療；而且，有媒體10月14日披露，鄭艷良已經收到愛心捐款21萬余元人民幣，保定市長也親自到醫院看望并送上慰問金。另外，老朋友也趕來關心他。

媒體報道前后的巨大反差引人深思。媒體僅僅是支撐社會正義和良知的一個方面，在媒體救濟之外，還應該有社會保障、官方救濟與民間救濟等渠道。但在現實中，如果媒體沒有通過新聞報道發揮救濟作用，其他救濟渠道的大門仿佛很難開啟。

也就是說，先有媒體救濟后有其他救濟。這說明我們這個社會還有很多“短板”。比如，一些救濟渠道和救濟對象之間信息不暢，社會保障不健全——大病保險在很多地方缺位，某些地方官方救濟缺乏積極性，民間救濟——即公益組織救助還很不健全……這才導致像鄭艷良這樣的大病患者要依賴于媒體報道。

所以，鄭艷良很擔心有關自己的新聞報道降溫，因為降溫之后，不僅社會捐款有可能會減少，而且地方政府也有可能由熱情變冷漠。這表明我們的社會救助自我循環系統還不健全。

媒體救濟的力量是有限的，且有很多不確定性。比如說，媒體對于像鄭艷良這樣的事例報道多了，各種救濟渠道就有可能產生麻木感，反而不利于救濟；而且還有可能產生依賴感，不利于社會救濟體系自我發育。即媒體救濟承受不了整個社會的救濟之重。

在筆者看來，各種救濟渠道自我發育才是改變整個社會救濟落伍的關鍵。比如，大病保險應早日普及，政府要主動救濟而不是被動救濟，民間救濟渠道應早日發育成熟。盡管通過新聞報道實現救濟夢想的人不止鄭艷良一個，但是，得不到媒體關注的“鄭艷良”更多，因為媒體救濟也有局限性。

一言以蔽之，新聞之所以成為鄭艷良的“救命稻草”，既是因為“自鋸病腿”、“開胸驗肺”這樣的極端例子很少，有新聞價值，同時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不是每一個救濟對象都這么幸運。所以，我們在關注鄭艷良事件的同時，還應該關注鄭艷良事件背后千千萬萬個“鄭艷良”，應該早日編織一個健全的社會救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