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蘆山地震發生后，港府通過賑災基金撥款1億港幣支援救災。日前，有議員要求交代撥款的使用與監察情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港府已要求四川省政府提交撥款用途評估報告，但未設定期限。她重申，若當地政府對捐款使用不當，須全數退還。（10月17日《南方都市報》）

若使用不當，須“全數奉還”，這看似苛刻，卻不過是港府調撥善款后的慣常做法。去年5月，因援建的綿陽紫荊民族中學被拆，港府就曾收回200萬港幣捐款，將其回撥到特區政府設立的四川重建基金中。收回捐款，讓不少內地民眾開了眼界。

在有些人看來，捐出的款物就像潑出去的水，覆水難收。慷慨解囊，就已盡到單方道義責任；至于它流向哪里，則無暇過問。在現實中，即便捐贈者發現善款未如愿使用，甚至是遭挪用，也只是表達失望，抑或是予以譴責。將捐款收回的，則頗為罕見。

而港府在賑災撥款后，非但指定捐款用途，而且密切關注、不時詢問、及時追蹤，要求提交撥款用途評估報告。而以“使用不當”為前提的捐贈收回機制，也很嚴苛。此舉意圖，就在于讓捐款“用到刀刃上”。

港府的較真做法，委實刷新了我們的慈善視野：原來，慈善不止于捐資撥款了事，還能有“潔癖式監督”，對善款去向可“全程監控”，若發現亂象，可啟動收回機制。這對捐贈者權利輪廓的劃定，勢必也能矯正部分人的慈善觀念“誤區”。

捐贈收回機制，是慈善監督的“框架補充”。善款運作，會有個完整流程，將監督貫穿于流程始末，而非捐完了事，實現慈善互動，也是對“爛尾”式慈善的規避。行使善款收回權，為的是實現慈善價值，避免善款去向不明，抑或被濫用錯用，揮霍愛心。

實質上，捐贈可有條件地收回，也是恪守契約精神。慈善絕非單向的，對慈善主體而言，授受雙方達成協議后，就該共同遵循契約——善款必須用于所需，尤其是定向捐贈，而不能輕易改變用途。后置性地收回，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違背契約”的追懲。這既給受捐者敲響警鐘，須循規蹈矩、履責盡職，也是在倒逼善款得以“善用”。

慈善監督，從約束層面講，是“他律”。香港的“潔癖式慈善監督”，也昭示了一個道理：支撐現代慈善發育的，未必只是在公眾心中發酵的行善沖動、道德自覺，更應有“他律”，即完善的監督制衡體系。

相較之下，在內地慈善領域，監督機制仍偏于孱弱。慈善信息的不透明，行政主導下的慈善運作效率低下，募捐動輒“指標攤派”，“雁過拔毛”式利益攫取，都印證著，慈善監督尚處在亟待完善的狀態。在此語境下，捐贈收回機制，不乏借鑒意義：監督的目光，或能促使慈善運作更趨規范，增強透明，有序操作，對接公眾期許。

若慈善監督疲軟，則無異于對違規運作的“高容忍”。就此而言，香港的“潔癖式慈善監督”，包括捐贈收回機制，確應好好學習。也只有監督“無縫隙”的土壤，才能涵養溫潤的慈善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