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法制辦就商務部起草的《沐浴業管理辦法》征求意見。該辦法擬規定，沐浴場所應在顯著位置設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標志。該征求意見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對艾滋病人說“不”有沒有必要，也引發了業內人士和社會公眾的爭議。（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8版）

盡管這些年隨著國家的大力宣傳，公眾對艾滋病、艾滋病攜帶者的態度有了大幅度的改觀，但在公眾心理上，對艾滋病的警惕心理還并沒有完全消除，這樣的安全防范也直接體現在目前擬出臺的這項沐浴場所的規定上。

這樣的規定的確是針對了一部分人群，眾所周知，在洗浴場所，像患有“紅眼病”、皮膚病等有傳染性疾病的人員是禁止入內的，同樣對性病、艾滋病作出規定當然不包含歧視的因素在內，更多的是以公共衛生安全考慮。

的確如專家所言，“56℃30分鐘就能殺滅它”，“完整無破損的皮膚是很好的防御屏障”，也就是說艾滋病、性病等的傳播沒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嚴重。但另一方面，公共安全不能以僥幸心理為前提，須知，很多公共安全的事件發生正是源于那些“看似不可能發生的因素”，萬分之一的發生可能性如果落到了某個人的頭上那也將是百分之百的不幸。

天平的一邊是事關某些群體的消費自由，天平的另一邊又是公共衛生安全和公眾的健康權，如果非要作出權衡，我想消費自由作出適當的讓步是合情合理的。任何人都沒有理由與權利拿別人的健康權利開玩笑、做賭注。

因此說，倡導平等主義者認為這樣規定有歧視的色彩未免有些過激，看似這樣的價值追求更有號召力，站到了價值的高地，但動輒將社會問題上升到如此價值判斷上無益于問題的解決。

更深一層，很多人都在質疑這項規定的可操作性，洗浴中心的管理人員認為自己“無從監管”。但我想這樣的質疑理由并不是很充足，因為規定針對的是沐浴業經營者的“設立警示標志”而言的，并沒有賦予經營者監管的義務或賦予其禁止某類人進入的權利。

經營者的義務僅是起到提示、警示，設立警告標志，沒有這樣的標志將受到行政處罰。也就是說，這項“擬規定”根本上是一項行業規定，是在對洗浴場所的經營行為作出規定，僅僅是“設立警示標志”怎么是沒有可操作性呢？

當然，在社會上對某些疾病還存在不同看法，甚至對其心存恐懼之際，用法律法規的方式“涉嫌”作出禁止的規定可能會讓恐懼心理進一步放大，這一點不能不引起警示。而且，《沐浴業管理辦法》只是一個行業的規定，但涉及艾滋病這樣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只有部門立法而不是會同衛生部門的意見，未免會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可能。好在這項規定還只是“規定”階段，希望這樣的規定可以會同相關部門，上升為更為科學的法律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