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中紀委辦公廳在答復人大代表關于公車治理的建議時，要求條件成熟的地區和部門，積極推行公務用車統一標識、GPS定位等制度。此外，在全國實行公務用車經費在財務上單獨列項和單車定額核算制度。

多年來，公車私用屢禁不止，深為公眾詬病。如何治理公車，近些年社會各個層面的意見很多，也不乏共識。在實踐中，各地也做出了許多探索。但是，落實到效果上，形式上的意義往往大于實質。比如，一些地方也嘗試過公車改革，不管是公車集中管理的“派車制”，還是取消公車代之以“車補”，大多都時過境遷，悄然走了回頭路，甚至公車照坐、車補照領，衍生出新的問題。

亂世用重典。目前，中紀委回復，要“積極推行公務用車統一標識、GPS定位等制度”、“在財務上單獨列項和單車定額核算制度”，這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只是，人們擔心，有了“條件成熟”這一前提，對某些地方來說似乎就有了借口，估計真正“條件成熟的地區和部門”就會大大減少，改革的推動就會比較緩慢。更理想的做法，是明確列出時間表，條件成熟的先行，條件不成熟的也須在期限內完成。

但問題是，即使公務用車統一了標識及采用GPS定位，以及實行了單車定額核算制度等，是不是就會大幅減少公車私用現象呢？恐怕未必樂觀。人們違不違規，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違規的可能性；二是違規的風險成本。制度不健全，公車過多，固然是目前公車私用泛濫的重要原因，但公車私用的違規風險成本太低，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目前，我國各地對公車私用的處理，常見兩種情況，輕則通報批評，重則是違規者上繳少得可憐的違規使用費，再加上扣減單位經費等。這樣不痛不癢的處理，威懾效果十分有限。

反觀國外，1995年，意大利墨西拿市市長朱塞佩·布贊卡私自使用公務車外出旅行，最終被判6個月監禁；2009年，德國衛生部長烏拉·施密特公車私用不僅令其本人政治前途盡毀，連其所在政黨社民黨的總理競選人也深受牽連；2010年，美國密歇根州國會議員約翰·科尼爾斯因把公務車借給兒子用，而不得不向財政部償還5682美元……

從以往的經驗看，如果不能真正確立“公車私自用，后果很嚴重”的制度體系，即使公務用車都落實“統一標識、GPS定位”等技術性措施，公車私用的問題依然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因此，防止公車私用，除了加強經費剛性管理、突出識別以便監督的同時，還需在“用的后果”上做文章，真正讓官員不敢公車私用。民間都說，中國的公車改革“不缺路徑缺決心”，讓“公車私用后果很嚴重”，本身就是彰顯決心的重要措施之一。說到底，公車改革其實是權力改革的縮影，沒有來自于頂層制度的統一設計，單靠權力自我完善其作用終究有限，最終還要靠把權力關進籠子，用法治來約束權力自肥的格局。

□文婧 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