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諾貝爾獎北京論壇上，2006年度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說，“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他說，“我們希望看到聰明的年輕人對媽媽說：媽，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開公司去了！”“當然，每個國家都需要公務員，但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這是低估了他們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費了社會花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菲爾普斯認為。（《新京報》9月12日）

　　年輕人爭當公務員是一種“嚴重浪費”，對于一個有活力的社會而言，這近乎常識。因為，社會財富只能來自于創造而不是分配，而公務員不屬于直接創造財富的環節。最有創業激情也最有創新精神，同時還最有年齡優勢對抗失敗風險的，當屬年輕人無疑；當年輕人集體尋求所謂的穩定和安逸，社會活力就不可能真正被激發出來，各領域的創新精神也不可能真正得到釋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我國年輕人的忠告，其實只是重復常識。

　　只不過，上述忠告更多是基于宏觀的集體理性，那具體到特定情境下的個體，在我們的“特殊現實”下，為什么我們的年輕人更喜歡“當官”，以至于萬人爭搶一個熱門的公務員崗位？首先當然是因為我們的“官”可能與別處不同——權力更大，約束更小。小學生都喜歡“當官管人”，“官本位”之所以深入思想骨髓，是因為有實實在在的“好處”。

　　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可是，現實的殘酷之處卻在于，我們歷來有“升官發財”的說法，似乎只要“升官”了，“發財”就不成問題。很多人爭當公務員，正是奔著“升官發財”而去，哪怕是一點小權力也要想辦法兌現成金錢。沒有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約束，反而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兜底，以“灰色收入”名義存在的各類腐敗現象，未入官場的人罵并嫉妒著，已在官場者笑并神秘著。

　　“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開公司去了。”這種美國式的創業激情，無論是對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促進青年人才流動、提高創新能力，還是對于將個體的“中國夢”凝聚成整體的“中國夢”，都大有裨益，但在當下的現實中，卻必然遭遇無人喝彩的尷尬。年輕人走向市場必然遭遇一個大問題，即與各類政府機構和官員“搞關系”，這不僅意味著需要更多無謂的“企業公關成本”，更意味著必須面臨從起點開始就難言公平的營商環境。某些國企動輒數億元的“業務招待費”，其實就是某些部門“三公經費”的賬外賬，這是那些想“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開公司”的年輕人所無力承擔的，除非他們可以“拼爹”——只不過，靠“拼爹”開公司，不僅背離了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本意，反而是“官本位”的延伸與“階層固化”的延續。

　　年輕人爭當公務員是一種“嚴重浪費”，諾獎得主的忠告，當然是說給年輕人聽的，但又不只是說給年輕人聽的。當常識成為常態，充滿活力的社會必將前途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