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運會，需要盡快剔除行政色彩，回歸一個純粹的體育賽事。別再將全運會成績當作考核地方體育官員政績的重要標準，運動場才能少一些干擾。

9月5日，花樣游泳姐妹花蔣文文、蔣婷婷確認退役。4日晚，文婷姐妹在全運會花游雙人項目中輸給東道主選手，以一枚銅牌為職業生涯收官。文婷姐妹召開發布會，認為比賽涉嫌暗箱操作，表達維護運動員權益的愿望和訴求。對此，新華社發表評論，稱“這樣的理性維權更值得鼓勵”。

運動員因為判罰爭議而以各種手段抗辯，在全運會上已多次發生。公平公正，是競技體育的基石。這個基石，只能建立在客觀中立的仲裁機制，和對運動員作為權利人意志的認可上。因此，文婷姐妹以及其他運動員的維權訴求，并無不妥。

而且，維權與仲裁的渠道應該始終保持通暢。既能對導致爭議的過程合法取證，又能讓抗辯兩端充分表達其主張，并做出最符合客觀情況的裁決。但這個程序一般只能在司法仲裁中完成。

遺憾的是，只有在引起普遍關注的體育比賽中，司法仲裁才會介入，比如發生足球丑聞之時。在全運會這樣的全民競技賽事中，司法仲裁機制仍然缺位。因此，運動員也好，裁判也好，事實上缺乏終極權利救濟手段。運動員往往采取情緒性方式維權，凸現了全運會仲裁機制之失。

問題還在于，即使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仲裁機制，也未必能減少全運會上的種種“爆發”。全運會上已有定論的裁判不公，還在發生的判罰爭議，總是以遠高于其他體育賽事的頻率出現，總是會成為爭議判罰的“高發時刻”，還有其他原因。

網球選手李娜的自傳《獨自上場》中，提到了一個細節。其家鄉湖北某領導，曾經游說她帶傷參加全運會，而不必考慮影響今后的國際賽事，領導說：“李娜，相信我！我是過來人，世界前十沒有全運會冠軍重要。”這話讓李娜震驚不已。

一到全運會季節，就總有地方體育官員強調李娜式的運動明星屬于“自有產權”，甚至不顧競技體育應遵循的規律，運動明星的“租借市場”也總會突然開放，不同地方以種種優惠政策吸引運動員加盟，裁判主觀性較強的項目，也會事先被做種種“工作”。

這一幅幅行政意志過度干預體育賽事的圖景，無不反映出對于全運會的誤讀：全民體育賽事被誤讀成了地方政績的競技場，運動員選拔機制被誤讀成了地方競爭的工具。在行政意志的強力主導下，判罰爭議過多當然難以避免。

這種誤讀來自對競技體育的計劃經濟式理解，來自對地方政績的狹隘詮釋。其結果，是固化了官辦體育的色彩，而稀釋了體育精神。全運會，需要盡快剔除行政色彩，回歸一個純粹的體育賽事。而最迫切需要做的是，別再將全運會成績當作考核地方體育官員政績的重要標準，給地方體育官員“減壓”，運動場才能少一些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