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下午，31個政府部門組團擺攤接受政協委員問政。在市人口計生局的攤位前，市政協委員曹志偉“開炮”：“你看，辦個準生證，涉及部門有8個，蓋13個章，辦理手續16道。工作日倒不是很長，19個。”

應該說，“單位人”辦準生證并沒有那么折騰，“13個章”恐怕是針對流動人口。而正是流動人口，才是一個大大的問題，2.3億的流動人口，他們要在工作地與戶籍所在地間來回跑動、蓋章，其成本恐怕還遠不止曹委員所計算的“誤工費”。流動人口又是成本承受能力最差的群體，“13個章”所產生的成本，無論是金錢，還是時間，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難以承受之重。

準生證總是“難產”，有其客觀原因。準生證作為我國人口管理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一項重要管理手段，在相關政策沒有作出調整之前，還將繼續存在。而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大量社會成員從“單位人”到“社會人”轉變，“人戶分離”之下，流動人口生育信息獲取難度加大，勢必加大準生證的辦理復雜程度——一些部門以分散責任的方式，將責任攤到諸多部門之中。

客觀障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準生證“難產”，亦有人為因素。一方面，各地準生政策不統一，要求的材料、手續不一致，有時還相互“掐架”，讓辦證程序進入令人望而生畏的“死循環”；另一方面，一些行政機關“門難進”，行政人員“臉難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不負責、不作為；打官腔、踢皮球……主觀原因造成的程序不暢，增加了準生證辦理的復雜程序與失敗可能。在公共政策沒有改變之前，這才是公眾最為反感，最希望改變的。

制度的障礙，官僚的作風，是準生證辦證難的兩大肇因。在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社會管理成為共識的今天，在保障行政效能的前提下，進一步簡化行政審批手續，降低社會成本，應當是行政部門主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