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在山西襄汾潰壩事故中被撤銷黨內職務的原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以山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出席了一個公開活動，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統戰部官員的證實。近幾年來，以免職為代表的問責有被濫用的趨勢，甚至被網友稱為被問責官員“帶薪休假”的代名詞。梳理過去幾年一些問責免職官員的經歷發現，出事——免職——冷卻——悄然復出——輿論質疑——回應合規——不了了之，成為他們的軌跡(據8月2日《新京報》)。

　　與前幾年官員問責風暴中有省部級官員引咎辭職、被免職的情況相比，近年來，被問責官員的身份和級別似乎不那么具有看點。但一旦被問責的官員復出，無論職級高低、是否異地，都會引起輿論的質疑。一個官員被問責后能不能復出?這是個頗有爭議的話題，筆者認為，盡管“問題官員”復出會有損問責的威嚴，但多數人應該對此給予寬容，畢竟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只要能改過自新，重新出來工作也無可厚非。社會公眾對官員復出之所以質疑，原因正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所說:“目前很多官員都是悄然復出，對公眾欠缺一個應有的說明。因此，往往令公眾對之前的問責產生質疑。”

　　從2009年開始，輿論對官員問責制度的關注焦點從“下臺”轉為“上臺”。許多落馬官員悄然復出甚至得到提升，引起公眾的質疑和不滿，公眾不滿和質疑有時不在程序，而在于復出的官員并沒有承擔應有的社會和政治代價。誠然，被問責的官員有時并不是直接責任人，且不少“問題官員”在執政能力上確有過人之處，因此，舉賢不避“過”、用人用其長也可以理解。但問題在于，轟轟烈烈的問責要具有震懾意義，必須以事實說明其嚴肅性與懲戒性，即便是復出，也要讓群眾心服口服。

　　而多數“問題官員”的“復出”，官方都沒主動公布消息，都是被媒體追問后“承認”。在官員復出程序還未成為生效的法律文本之前，如何保證問責的效力和力度?只有無可辯駁的問責，才可能有無可指責的復出，只有無可挑剔的復出，才能有真正取信于民的官員問責制。

　　一個官員因瀆職違紀，受到了處分，處分當然可以獲得解除，官員本人也可以獲得復用，解除和復用都需遵循嚴格的規定，這亦是世界各國通行法則。每一名官員所承擔的責任，本身就有大小、時限、輕重之分，一個官員因為被問責，就徹底終結其政治生命，未免過于絕對化。單從官員問責制的完整性來看，一個完整的處分當然離不開必要的解除程序。這個程序既包括“問題官員”接受問責的時限，更應包括問題官員復出的情況說明。公眾對官員復出的質疑，除了包括時間上的疑問，更多的還是為什么非要“官復此職”不可?如何考評復出后官員的新政績?如果這些細節問題不能公之于眾，就算問責時間明確無誤，還是不能抹去公眾心頭的疑云。

　　近年來，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撐，不少因公共事件被問責的官員，很快異地為官或換個崗位當官甚至升官，他們的神奇復出無疑損害了官員問責制的公信力。對此，行政監察法修正案草案關注到“問題官員”的復出程序是一件好事，這也是走向政治文明與行政規范的正途。

　　筆者認為，在官員問責制推進過程中，無論是問責還是復出，都應當增強其公開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實好問題官員復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詳細解釋新職位與復出官員的對應性與選擇性;另一方面，還要為輿論監督創設綠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監督“問題官員”的復出之路�？梢哉f，官員復出程序一旦法制化、規范化，以往云山霧罩的官員復出現象或許將會不再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