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電 近日有媒體報道，在山西襄汾潰壩事故中被撤銷黨內職務的原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以山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出席了一個公開活動，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統戰部官員的證實。從2009年開始，輿論對官員問責制度的關注焦點從“下臺”轉為“上臺”。許多落馬官員悄然復出，甚至官級得到提升。（新華網）

官員被高調問責，隨后又被不經意地發現低調復出，幾乎成了現實操作手法的鐵律，沿著出事→問責→冷卻一段時間→悄然復出→被發現→輿論嘩然→解釋復出符合規定→不了了之的不算完美但有驚無險的軌跡一路狂奔，因此群眾戲言“下臺卻是帶薪休假”。民眾對復出的官員雖然頗多微辭，無奈被一句“復出符合相關規定”回應給噎得無話可說，因為這些紛繁復雜的種種規定，沒有幾個人能摸得著頭腦。

問題官員“帶病復出”引起民眾和媒體的廣泛質疑，嚴重損傷了政府的公信力，并極大削弱了“官員問責制度”的制度作用。官員問責制設立的初衷，是為了通過懲罰警示官員，踐行有權必有責的民主政治理念，當問責制被問責后的復出所虛置后，問責制的功效何在?一些落馬的官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公眾的強烈質疑之中又隆重復出，哪里符合這些規定?問題官員的“復出”只有權力任命而沒有民意承載，使問責淪為官場特殊的“休假制度”，這是對民意的大肆嘲諷。

并不是說“問題官員”不能復出，而是當前一些官員復出速度太快，復出過程不透明，缺乏民意支持和令人信服的業績。這樣復出的結果，就是把對官員的問責當成了游戲，把民意當成了把戲，把規定當成了兒戲，實際上架空了官員問責制，也會導致官員價值觀的紊亂，同時可能動搖公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心。

一個問題官員“帶病復出”的惡果遠勝過一個問題官員被及時追責的成果。但令人無奈甚至產生深切無力感的是，許多問題官員的復出乃至升遷，往往完全符合現行的相關規定，到現在為止，除了一些零星的法律法規之外，對官員復出的規范還是顯得較為粗放。因此，要防止問題官員帶病復出，或者使官員復出對接民意，需要彌補相關的制度缺陷，增大官員的失責法律成本，縮小官員問責的“自由裁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