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涉嫌嚴重違紀被組織調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長趙萬祥因涉嫌受賄被批捕……梳理近期接連“落馬”的官員，一個尖銳的共性問題再次進入輿論視野——怎么又是一名“帶病提拔”的官？（6月18日《中國青年報》）

　　若說“帶病提拔”是用人失策，也應該是極少數漏網之魚。但是，“近日，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田國良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103個副省部級（或享受副部級待遇）以上領導干部的腐敗案例中，約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獲得提拔。”這就說明“帶病提拔”并非個案。而“六成落馬貪官帶病提拔”，也只是在貪官“落馬”后，公眾才驚覺其被一路“帶病提拔”。那么，還有多少沒有“病入膏肓”的被“帶病提拔”的官員？因此，“帶病提拔”不止是晉升者有“病”，而是“暴露了官員提拔、考核機制的制度性缺陷”。

　　據稱，“中紀委正研究對策”。但令人擔憂的是，中紀委的對策，會不會被利益團體的“對策”化解？因為，涉及官員提拔的相關法律已經比較完善，包括《公務員法》、《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工作暫行規定》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法規，都是具有約束力和操控性的具體細則。這就是說，“帶病提拔”不是因為對提拔干部可能出現的問題沒有對策，而是利益團體在利益牽扯下的“拉幫結派”。這就可能讓中紀委的對策，面臨一潭很深的水。

　　為什么說“帶病提拔”這潭水很深？因為“帶病提拔”并不都是貪官落馬后才被發現的。比如云南省楚雄市市長趙萬祥，在擔任大姚縣縣長一職時，就出過一些經濟問題，卻“沒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這就更說明了“帶病提拔”不是組織上的失誤，而是故意為之，是相關的權力體系“帶病”了。面對這種令人擔憂的不堪局面，中紀委的對策，首先必須是更強硬的懲戒手段，其次是“修其遠兮”的亡羊補牢。因為，“六成落馬貪官帶病提拔”的嚴重后果，已經凸顯出“權力行使的危險狀態”，容不得絲毫的懈怠。

　　筆者以為，對于官員“帶病提拔”，中紀委的對策可以按照新一屆中央新領導層在反腐問題上的新思路，即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的，“要深刻認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那么，對官員“帶病提拔”，中紀委的對策也可以從“治標”開始。這就是中央黨校教授、著名反腐專家林喆所說的，根據《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要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對于“帶病提拔”官員的推薦者，必要時須進行“回溯”。否則，這種帶有“窩案”性質的“帶病提拔”，僅僅是在貪官落馬時才帶上一筆，權力違法違紀的成本太小了。

　　如果說把“實現干部管理信息和監督信息的對稱化，把與干部公職有關的一切信息都納入政府監管范圍”看做“治本”，那么，對“帶病提拔”的權力違法進行嚴厲的懲戒，或許是最直接有效的“治標”。被“帶病提拔”的官員，必定有提拔他（她）的“帶病權力”，如果不對這種“帶病權力”下猛藥，“帶病提拔”必然還會在官場蔓延。因此，只要認識到“帶病提拔”不止是被提拔的官員有“病”，中紀委的對策就能對癥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