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體制“城外”的人們看來，公務員是“高地位、高穩定、高收入”的理想職業。然而如今，一些闖過千軍萬馬的慘烈競爭，終于身處體制“城內”的青年公務員，卻患上了“生活高壓、工作高壓、輿論高壓”的“新三高”癥。（6月2日《瞭望》）

青年公務員患上“新三高”癥，此新聞出現在各地“省考”之際，大有勸欲擠進公務員行列的人群急流勇退之意。類似場景，還出現在今年高考填志愿時，有記者和老師力阻學生報考新聞和教師志愿，過來人的經驗無非也是“壓力大、風險高”——看來，哪個外表風光的行業都各有各的苦，也各有各的“三高”。因此，說青年公務員患上“新三高”癥，倒也不完全是矯情之嘆。前兩年公務員招考時，不也有新聞說了嘛，“一份報紙坐半天”的公務員生活早已成過去時，類似“常年出差”、“需要晚上值班”之類的“苦差”，已成為公務員招錄的趨勢。

當權力成為苦差事，方是國民之福。換個角度來說，當青年公務員不再能躲進體制的避風港，“風景這邊獨好”，而是必須面對整個社會職業人群慣常遭遇的各種壓力時，這也才是這個職業某種程度上走向正常的開始。

這些年來，那么多人擠得頭破血流，“死也要死在編制里”，是因為公務員職位的“清閑”、“福利保障好”、“高薪”等職業特性，產生了非凡的吸引力。從世俗語境中更進一步說，一些權力部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現實利益，也容易讓人產生權力崇拜，對“鐵飯碗”甚至“金飯碗”過分迷戀和追逐。公務員職業之所以能產生巨大的磁場引力，其實正源于這種權力崇拜下經濟人的選擇理性。

而青年公務員面臨職業“新三高”，一方面可以說，這是公務員職業祛魅的開始——當“清閑”、“高薪”成為公務員職業的傳說，公務員群體需要面臨更多的職業壓力和風險，必須承擔有效的公共服務職能時，這才是權力回歸其本質屬性的開始；另一方面，青年公務員的“訴苦”也在表明，類似“苦熬升遷”、“個人才干不能發揮”之類的壓力，類同“買不起房”、“結不了婚”的苦惱，仍需要體制改革和整個社會的福利進步去紓困。

權力雖在訴苦，但民眾心中仍難有戚戚同悲之感，蓋因為真正值得期待的權力壓力，不是由體制內壓力滋生的生活、工作小煩惱，而應該是來自于外部的被制約和被監督的壓力，是權力者為民眾服務且接受監督產生的壓力。也只有當這些壓力真正成為公務員群體成長的推動力時，這樣的壓力才可能轉化為提升國民福祉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