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農村報》報道，“廣東揭陽27歲官員接替其父出任副縣長”。年輕官員叫江中詠，父親江俊驅是揭東縣原副縣長，2011年11月轉任揭東縣政協副主席，與此同時兒子江中詠當上了揭東縣副縣長。

報道稱，江中詠“四五年光景從辦事員到副縣長”；父親之外，“岳父是揭陽市地產大亨”。四五年光景從辦事員升到副縣長，有沒有違法違規之處，現在還很難作出判斷。有背景是真的，但人們也可以反駁說：難道官員的兒子、地產大亨的女婿就不能從政了？但這種父下子上的安排，很容易被公眾看作“子承父權”、“接班”。

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類似情況并非僅此一例。昨日亦有新聞稱，湖南耒陽市原市長王禮忠之女、1982年出生的王卿去年底由耒陽招商局局長提拔為耒陽副市長，至今未公布簡歷。而在幾天前，湖南湘潭“火箭提拔”的27歲副縣長被提名免職，而其父為湘潭市某區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按理講，官員子女作為公民一分子，有選擇從政的權利。對于“權力世襲”的指責，有關部門蠻可以出具一份辯護狀：他們能力強，“火箭提拔”也正常，況且程序合法。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一些官員子女及親屬的升遷路徑，總是每隔一年半載甚至三五個月就轉崗與升遷，每個崗位都是蜻蜓點水，他們能夠做出什么業績政績？就算是在程序上，說來也是“瑕疵”百出。公權力的公信力流失了，合法性被侵蝕。

而且這并不僅僅是一個如何向公眾作出說明的問題，這些事實展現了一個危險的傾向——基層權力的家族化，這實際上是基層政治生態的一個毒瘤。北大社會學博士馮軍旗在其博士論文《中縣干部》中，在縣域政治中，往往存在由血緣與姻緣構筑的政治家族網，這個網絡不斷擴大。按照《公務員法》，我國縣鄉一把手都自外派來，但政治家族卻織成了一張網，結果就是人們說的“過江龍”斗不過“地頭蛇”，其實質是基層社會治理陷入混亂或受到梗阻。

對于基層權力家族化的問題，古往今來人們都深惡痛絕，“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民諺，深刻述說權力固化的危害和人民的不滿。對此現象不可小看，不要僅僅把它們看作現實中“不盡如人意”的瑕疵。對媒體曝光的問題，不要不以為然，不要輕描淡寫。必須下決心搞清楚此種現象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必須阻止此種現象的蔓延，理由就是：建立權力獲得的正當性，扭轉人們對權力形象的判斷和想象，確保權力姓“公”不姓“私”，掃清基層治理的障礙。

為此有必要在從政倫理與制度兩個層面上，對官員子女從政、升遷作出進一步規范。我國的公務員回避制度仍有改進空間，具體如何改，可以公開討論，求得共識。那種同一級職務父下子上的情況，還是不要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