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不雅照和陜西“房姐”事件讓社會對官員的印象繼續惡化，“官”的輿論形象大概在直落最近幾十年的最低點。由于中國的社會自治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官員階層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一直扮演了主導性角色，當前的官員形象之傷顯然具有遠遠超出輿論的意義。

　　如果官員的形象繼續惡化，中國社會的運轉終將出問題。在社會運行對政府調控的實際依賴依然很深的情況下，官方威信的快速流失將帶來從社會治理低效化到國家凝聚力喪失等一系列后果，中國今天欣欣向榮的局面就有可能面臨治理失效甚至社會失序的危險。

　　那么遏止官員形象的下滑趨勢是否有現實可能性呢？

　　第一，扭轉這種趨勢不能以抑制批判為代價。像不雅照和“房姐”這樣的事情，媒體必須揭露。事實表明，來自輿論的強勢監督對貪腐產生了特殊震懾力，它的直接和潛在正面效果都是其他方式無法取代的。“官”的形象好轉只能以真實情況為基礎，決不能依靠輿論的化妝。

　　第二，“官”的真實狀態什么樣，需要理性和實事求是的判斷。突出的丑聞在這個大國里很容易挖掘，但讓我們看看身邊，我們遇到的警察是否更和藹可親了呢，去政府辦事是否效率在逐年提高呢，官員選拔的考試等相對公平的杠桿是否越來越多了呢，各級政府辦公的公開透明是否也在增加呢？

　　第三，極端的腐敗案不斷曝光，各種嚴重事故一出再出，但無論是貪腐，還是玩忽職守的官員，他們被捉住并且被處理、追責的風險是否越來越大了呢，而且從總體上說，做官是否越來越需要謹慎小心，如履薄冰了呢？

　　媒體上曝光的貪腐和瀆職官員越來越多，這與現實生活中貪瀆官員越來越多并非自然對應。中國媒體的監督功能最近幾年得到前所未有的釋放，這種釋放與中國打擊貪瀆實際是并行的。媒體越嚴厲，最大的可能是貪瀆比例逐漸下降，而非隨案件曝光數增加同比例上升。

　　因此一方面要繼續加大對貪瀆案件的曝光，同時媒體也應讓公眾知道國家整體情況的逐年好轉。如果失去了這樣的全面性，曝光就會在競比轟動和奇異中逐漸走偏，雖然每一個曝光的微觀細節都很真實，但呈現的中國宏觀圖景卻會扭曲，人們通過輿論看到的官員群體也并非是現實中真實的。

　　然而把對這個問題的解決統統推給媒體是沒道理、也不切實際的。首先官方的正面表現要對輿論有足夠的吸引力，官方要做得好，還要有能力真正理解并駕馭新聞規律，做媒體的出色配合者，而非對媒體指手畫腳的命令者和對立方。

　　中國官民是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共同創造者，看看中國各級官方機構里人們的加班比例有多高，或許就會多一份領悟。中國官民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有著高度一致性，發展民生，解決社會不公平，保衛釣魚島等等，這是中國街頭巷尾和各級權力機關、政府共同的關切。

　　“官”的形象決不僅僅觸及官員們的利益，它是中國綜合國力以及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好壞直接關系中國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如果“官”的形象向下戳破紅線，最終的埋單者也一定是全社會。

　　中國社會應共同努力扭轉“官”的形象繼續下滑。官員們自身的表現要首先有上文所述的綜合改觀，這是決定性的。與此同時,輿論也應形成相關的警覺，避免大量具體報道制造出宏觀錯覺。我們處在批判空前活躍的時代，我們需有能力擺正批判與現實的總體關系，這是讓批判保持持久建設性的另一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