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讓“湖南邵陽”成為焦點的，不是什么丑聞，也不算什么好事，而是一件讓人說不出滋味兒的怪事。當地黨報《邵陽日報》頭版刊登了兩份檢討書，作者是當地兩名官員。他們“深刻檢討”缺席市委經濟工作務虛會議，并保證今后類似事件不再發生。邵陽市委宣傳部一名負責人透露，檢討書是他按市委要求負責與報社對接，安排在版面指定位置刊發的。刊登檢討書是邵陽市委書記在會上要求的，目的是為抓干部作風。

　　官員作風渙散缺會逃會，被領導勒令在黨報上公開檢討道歉，這樣“修理”官員，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好事，但讓人感覺很怪，說不出好來。其一，瀏覽檢討書，通篇都在戰戰兢兢地向上級領導作檢討，沒有一句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仿佛這事兒跟老百姓毫無關系，公眾僅僅只是無關的圍觀者、看熱鬧者。體現的不是對民眾的敬畏，而是對上級威權的恐懼——不是借此樹立輿論的威嚴，而是強化領導對下級的絕對威權；其二，“黨報上道歉”這種懲罰方式讓人感覺很怪，于法無據，是對黨報功能的濫用。媒體不是用來被指令登這種向領導道歉認錯的檢討書的。

　　勒令官員在黨報頭版做檢討，這不是創新，而是表現了一種長官意志下問責的情緒化。很多地方對公務員的懲戒，缺乏對制度和法律的尊重，基本沒有依法懲戒，長官領導完全憑個人意志和情緒去懲罰違規違紀的公務員。“公務員法”基本不用，如果遇到一個嚴厲的領導，處罰可能會重些；如果領導比較和善，處罰就可以講條件。如果今天天氣不錯，領導心情很好，處罰可能就免了，可如果遇到霧霾天氣，領導情緒很糟，處罰可能就很重了，領導一拍腦袋就想出個新法兒整人。

　　行政意志大于法律，官大一級壓死人，制度不算領導說了算，公務員缺乏穩定的預期，只能選擇依附于領導，戰戰兢兢地看著領導的臉色、順著領導的小情緒，擔心稍有不慎動輒得咎。

　　黨報頭版做檢討，很可能就是情緒化問責的結果。公務員缺會逃會，違反了會議規定，按制度應有相應的懲戒條款，比如警告、記過、降級等等。遍查各種關于公務員的懲戒規定，沒有一條是“黨報頭版做檢討”的。這樣的規定，純粹就是相關官員腦袋一拍拍出的結果。領導召集開會，而且覺得這個會很重要，竟然有下屬敢不請假就逃會，領導非常生氣，覺得這是對領導權威的挑戰。領導很生氣，后果很嚴重，加上近來自上而下地強調轉變作風，領導需要借此殺雞駭猴，情緒化之中，就發明了“黨報頭版做檢討”這種羞辱性的懲罰。

　　公眾雖然也痛恨官員的作風渙散，但未必贊成這種情緒化問責。制度和法律的權威必須得到尊重，公務員違紀，為什么不按照制度去懲罰他們？今天有公務員逃會了，領導勒令黨報頭版道歉，明天公務員犯錯違紀了，是不是都要登報道歉？那樣黨報就別干什么正事了，整天就登這種向上級承認錯誤的檢討書了。

　　情緒化問責的現象非常普遍，其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人治思維。前年兩會上政協委員李漢宇曾說，問責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不能情緒化，可如今許多地方問責就是越來越情緒化。問責不是依據法律和錯誤大小，而是取決于媒體與社會的關注程度，取決于領導的個人喜好。四川南充曾有幾個干部上班打牌，媒體一曝光，立刻被撤職了，可按規定不應受到這么重的處理，關鍵是媒體曝光后讓領導面子受損，情緒化之中就從重從嚴從快了。一事當前，很多一把手不是從法律中尋找條款，而是習慣性地按個人意志和情緒辦事。

　　這種情緒化下，對公務員的懲罰要么是很嚴很重，要么是很輕，沒有標準，完全看個人情緒。這幾個逃會的官員，如果當天領導的心情很好，可能就什么問題都沒有了。我們的輿論語境中，一方面是打個瞌睡領導會怒斥，上班打牌被曝光了領導會怒斥，逃會、閑聊、脫崗會被撤職，一方面是犯了大錯卻毫發無損。小錯得大懲罰，大錯無懲罰，喜怒無常懲戒無章。“黨報頭版做檢討”的背后，就能看到一個情緒化的領導。

　　馴服“情緒化的大領導”比馴服“逃會的小干部”更重要，這是法治社會更為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