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機制建設的緊迫性。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國家政策“利己主義”猖獗，其中的一個主要表現是美歐等國非傳統貨幣政策大行其道：美聯儲先后實施數輪量化寬松政策；一向謹慎的歐洲央行采取長期再融資操作和直接貨幣交易；英格蘭銀行和日本央行紛紛擴大或延續資產購買計劃。這些政策具有很強的單邊性，向全球釋放流動性，增大國際資本流動易變性，并為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上漲埋下了隱患。 

　　在金融風險控制方面，銀行業表外業務膨脹，影子銀行業務蔓延，高度不透明的市場環境和滯后的監管手段使得銀行業整體風險失控，金融系統性風險增高，并透過各種渠道影響到實體經濟部門。廣泛的金融全球化和一體化對金融監管體系的要求遠遠超出了國別范疇。

　　在國際儲備貨幣方面，美國憑借美元特權地位，在危機前的相當長時間里，以低廉成本為美國逆差融資，并向全球輸出通脹或者通縮。危機爆發后，美元獨霸一方的局面開始改變，以多元化為主基調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動議頻出。具有代表性的建議包括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職能，建立超主權貨幣，重估黃金的貨幣職能，以及在美元之外尋求可替代的國際儲備貨幣。

　　從全球經濟格局變化來看，新興市場地位上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到2016年，新興市場將超過發達國家，占世界經濟規模的54％。在全球失衡版圖中，新興市場處于順差方和國際債權人，其權利需要在新的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機制中得到充分體現。

　　下一步，為推進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機制建設，各國需要對以下幾點達成共識并付出努力： 

　　一是制度保障。在政治層面，充分利用好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重要平臺。在操作層面，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制定、實施各項國際金融治理規則。 

　　二是建立多層次的金融安全網，有效管理流動性和緩釋國家政策的負面溢出效應。這一安全網應當包括上述國際經濟金融治理平臺和機構，同時也包括區域的和雙邊的金融合作安排。例如，歐元區危機催生了歐洲穩定機制這一區域救助手段；在亞洲，東盟和中日韓利用外匯儲備建立了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為成員國提供流動性支持。此外，雙邊貨幣互換也可以成為應對短期流動性問題的有效途徑。

　　三是強化金融業監管標準。二十國集團強化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管理框架，針對影子銀行監管展開法規建設。國際清算銀行以《巴塞爾協議III》對銀行核心資本和流動性等標準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致力于一個安全、透明和“少杠桿”的金融體系建設。

　　四是擴大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機制中的權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提高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的職能。在危機救助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貸款模式、機構配額以及資本管制等方面，應當更加重視新興市場國家的關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