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焦海洋

　　從新聞報道來看，參與者是理性的，最起碼是充滿了個人理性，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之舉， 環衛工和研究生產生等號關聯時，并不是所有研究生都有“學有所用”的追求，更多的則是個體功利算計的產物。

　　進一步說，“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凸顯了制度之悲和社會惰性。并且，就筆者的觀點，附著于個體選擇上的社會惰性更值得重視。那句流行語——“年輕人，到體制內去”折射著“死在編制里”的密碼所在。

　　從本質上說，編制具有計劃性，是行政管理資源，編制管理也是一種資源配置行為。正是在這點上，連招聘者也認識到，“新進人員均按照財政補助事業單位工勤人員管理，使用事業編制；工資及社會保險等均按現行事業單位工勤崗位標準執行”是吸引研究生爭當環衛工的要害。

　　事實上，在一定意義上，對于研究生的指責是多余的，因為是現實倒逼他們做出了這種選擇。很多時候，編制是一種保護，而這種“保護”越來越強烈——體制內外的差距越來越大。由此，滋生的一種社會心態就是個體惰性匯聚成了集體惰性，進而異化成了社會惰性。多數人熱衷穩定而不是冒險和創造，沉迷于享受而不是追求和拼搏。可以說，“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就是證明。正如學者汪玉凱說：搭上體制，成為事業單位的“老人”，反映出體制惰性對年輕人的影響，而這種體制惰性則發展成為普遍的社會惰性。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意味著人們更愿意把知識與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產，這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病癥，對于社會發展來說顯然弊大于利。“死在編制里”的制度之悲和社會惰性需要整個社會來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