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新聞自由”的網上爭論近日因《南方周末》風波又趨活躍。其實這個爭論實際貫穿了中國新聞快速發展的這幾十年。一些人認為同西方媒體比起來，中國就是“沒有新聞自由”。另一種觀點認為，這樣的比較不具有現實意義，各國的新聞報道都有各自的邊界和禁區，比如美國的媒體都不能歧視黑人，不能攻擊猶太人，不能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等等。

　　我們試圖跳出這個爭論框架，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做一個動態的梳理。

　　首先新聞自由是個有目標指向的原則嗎？大概是。那么最大的目標是推動社會進步嗎？很多人大概也會同意。新聞自由做不到毫無底線，這從我們在生活中說話不能毫無底線有類似之處。新聞的自由度應當同社會的需求大體對應，但要額外富裕一些，既實現大平衡，又保持對社會的鞭策和激勵，推動它往前走。

　　中國改革開放前，完全的計劃經濟決定了當時的政治面貌，幾乎沒有給新聞的自由發揮留下什么空間。改革開放帶來了市場經濟，各種新元素不斷涌入社會生活和大眾政治。這種變化催生了都市類媒體的誕生，人民群眾的各種不滿紛紛出現在媒體上。

　　互聯網傳入中國，它的開放性首先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同時進一步拓展了媒體的表達和監督功能。通過互聯網與傳統媒體的相互刺激和競爭，輿論的批判性越來越尖銳，并滲透到社會的大多數領域。時至今日，媒體已不難做到推倒一個腐敗官員，揭露一個基層政府掩蓋的丑聞等。

　　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總體上表現出了順應的態度。這種順應有時是主動的，有時是現實主義的接受和適應。媒體進一步開放的壓力從未在這個過程中缺席，如何處理它們對政府始終是陌生的，中間出現不少磕磕絆絆，但回頭看，它們都是小插曲，新聞管理從未在中國社會內部釀成大的沖突。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各地只有黨報和極少數廣播電視臺，直到今天中國成為全世界多媒體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中國如此翻天覆地的新聞環境變化是在平穩中過渡的。我們如何看這種平穩呢？

　　根本原因是，這些變化都是與中國社會和大眾政治的變化同步進行的，新聞與國家現實相互催生，也相互消化。像如今微博里的輿論表現，倒退幾十年完全不可思議，但今天的中國社會可以承受并消化它，因此它在過去“十惡不赦”，但在今天卻益大于害。

　　然而今天中國媒體仍有做不了的事情。比如中國不允許正規媒體攻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這是因為國家國體是憲法規定的，嚴重違憲的攻擊即使未來大概也不會允許在正式場合出現，這在西方也是一樣的。

　　還有一些中國媒體今天做不了的，是社會（包括政府、機構組織和民眾）目前的承受力還不夠，這些領域將繼續發生很多具體的摩擦，新聞管理機關實際是這種摩擦的協調人。

　　中國的新聞管理不可能只是“對政府利益的保護”，這樣看問題未免過于簡單。動態地看，中國的新聞管理是在國家發展和新聞進步之間做高難度的平衡把握，它需要促進新聞的繁榮，同時保障這種繁榮與國家的全面繁榮是正向關系，而非對立和沖擊性的。

　　中國新聞顯然有加快進一步開放的空間，而且事實上它正在中國發生著。我們拿兩年這個時段的前后做對比，中國媒體今年初發生了針對“闖黃燈扣分”的激烈爭議，并且迅速收獲了效果，這在兩年前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新聞變革都在繼續加速，我們應保持這個速度，也珍惜兩者之間的協調。不斷改革、完善中國新聞管理也是這種協調的現實需求。只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創造性的，中國的媒體發展之路就必然充滿創新。西方成熟媒體會為我們提供材料貢獻，但中國媒體的設計和修正過程都不可能從頭到尾打上西方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