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名為《河南省濮陽市某縣大學生村干部定期檢查情況匯報》的組織部門內部資料擺在記者面前，抽查結果令人咋舌。100多名被抽查的大學生村官中，有14人的抽查資料被“特調”出來，另附一頁作為報告放在了濮陽市委組織部領導的辦公桌上。據了解，絕大部分大學生村官從不在鄉村上班，都是交點錢，全年在社會上干活兒。（12月23日 新華網）

“大學生村官”在政治身份上明確為“村級組織特設崗位”的“非公務員”，而經濟待遇上卻享受的是“比照本地鄉鎮從高校畢業生中新錄用公務員試用期滿后工資水平確定工作、生活補貼標準”。我們姑且稱之為“準公務員”。在工作中，他們既沒有國家“公務員”的“職責和權力”，又沒有本土老村干們的豐富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既沒有老村干們對本村本土、對村民選舉時承諾的工作責任與壓力，又比老村干們拿著多出約兩倍的財政供給的“生活補貼”；面對的又都是相對來說文化素質最低、組織程度最低、思想覺悟最低而利益關系沖突最直接最明顯最緊張的領導個體和工作群體。責任心和事業心驅使他們要有所作為，而習慣勢力、利益糾葛和職責能力，又使他們步履艱難。

“村官不到村”有其現實的原因，大部人都經歷了一個思想波動和心理調適的過程。一是用非所學，理想與現實有較大差距。大學生“村官”往往懷著遠大的抱負和美好的憧憬，渴望到農村施展自己的才華，但農村相對艱苦的工作條件、復雜的工作環境、落后的思想觀念，與大學生“村官”的心理預期依然存在著較大的落差。特別是從小生活在城市的大學生“村官”，開始不太適應。有的大學生“村官”深有感觸地說：“沒想到條件那么差，參與排澇工作那么苦。”二是與在城市工作的同學相比有自卑感、失落感。農村的物質條件較差，社會交往范圍較小，文化生活較為單調，盡管戴上了“干部”的頭銜，但仍然是“泥腿子”干部，與在城市發展的同學相比，容易使一些大學生“村官”產生自卑感、失落感。三是工作無從下手，不易打開局面。大部分大學生“村官”由于對村情民情還不太熟悉，一時還難以進入村里的核心決策與管理層，大事難介入，感覺到自己游離于中心之外。有的大學生“村官”雖然跟在其他村干部后面處理一些問題，但只是聽聽、看看，插不上話，幫不上忙，對自己的角色定位、作用發揮感到茫然。

“村官不到村”，除受種種心理因素的影響外，他們的“先天不足”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雖然各級組織部門在選派大學生“村官”到村任職前，都進行了短期培訓，而且在分派選聘的大學生“村官”到村時也考慮到了專業問題，盡量做到“村官”的專業與任職村的產業特點相適應，但是，除了少量發展農業和其它產業需求專業的畢業生外，更多的是學中文、英語、體育、音樂等專業的大學生“村官”，對于他們來講，在農村根本用不上所學的專業，要創業或是對村民進行種養技術的指導，只能是“趕鴨子上架”，勉為其難。

筆者認為，要讓大學生“村官”到村，盡快融入農村、盡快適應農村，關鍵在于大學生“村官”自身要克服主觀和客觀上的種種障礙；同時，也要求各級組織部門和鄉鎮村黨組織加強對大學生“村官”的關心和培養，幫助他們盡快克服障礙，進入角色。（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