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明確要求，“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証據的”，同樣“應當依法予以排除”。而這方面的認定權限，顯然在法院而不在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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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校長周文斌案，經歷曠日持久的一審、二度一審和二審程序后，最終於2016年12月21日落槌改判。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周文斌犯受賄罪、獲刑12年，沒收個人財產100萬元，對其受賄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繳。而此前，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其犯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判處其無期徒刑、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盡管二審否定了一審認定的5875萬元挪用公款、160萬和13萬元受賄的定性與量刑判決，隻認定其受賄人民幣1938.8萬元，並據此量刑﹔但是，周文斌在一審中聲稱曾遭到刑訊逼供，要求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的要求，在這次二審中仍然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檢方表示，周所稱的刑訊逼供是在紀檢部門調查期間所遭遇的，而非檢察機關造成，不符合非法証據排除程序的啟動要求。

　　法庭之所以不同意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依據的是《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相關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証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曾有法學學者認為，“二度一審”期間周文斌及其辯護律師提出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系“判斷失誤”。

　　但是，公訴人對上述問題所做的解釋，卻引發了一些爭議。因為公訴人所說“周文斌所稱的刑訊逼供是其被紀檢部門調查后遭遇的，而非檢察院造成”，其實並不能必然推導出“不符合非法証據排除程序啟動要求”這一判斷。刑訴法明確要求，“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証據的”，同樣“應當依法予以排除”。而這方面的認定權限，顯然在法院而不在檢察院。

　　周文斌的另一辯護律師、清華大學教授易延友認為，任何機關採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証據都要排除，紀委的非法証據也不可以不排除。何況，周文斌在檢察院的供述是建立在紀委取得的証據基礎之上的。至少從法理上看，易延友教授的說法值得探討。中國紀檢系統的大量經常性、常規性工作就是反腐。反腐工作也是“辦案”，同樣需要搜集証據、確認証據、排除非法証據。如果紀委在辦案過程中所獲得的証據不合法，必然會嚴重影響后續偵查、起訴、審批環節的相關工作，甚至決定法庭在最終司法認定中的根本方向。

　　法理上如此，法律上同樣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能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是憲法第五條的明文規定。那麼，依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條文，審判過程中如果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証據，該証據就理應依法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因此，不管是一審還是二審，如果法庭發現被告人確實在紀檢環節遭遇過刑訊逼供，那麼都應該啟動非法証據排除程序﹔而不能簡單地採納公訴人的說法，以刑訊逼供未出現在檢察起訴環節為由，放棄自己的責任和權力。

　　周文斌案二審較之一審和“二度一審”已有很多進步，輿論對終審判決結果本身必須維護。不過，上述有關証據效力方面的探討和爭議，仍然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