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12月12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表彰大會上指出:“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貽害社會”。他談到，“廣大家庭都要弘揚優良家風，以千千萬萬家庭的好家風支撐起全社會的好風氣”，“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抓好家風，做家風建設的表率”。（12月15日人民網）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在我國古代家庭教育的實施過程中，“家風”“家訓”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漢書》中有“樂羊子妻”的故事﹔劉向《戒子歆書》告誡他的兒子要牢記古訓，在得志時不驕傲，保持清醒頭腦﹔“半鴨知縣”於成龍的清廉作風影響到自己的兒子，勤儉的家風得以傳承﹔包拯家訓“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在家庭的言傳身教中給子孫帶來“修身齊家”的良好教育，也帶來“治國平天下”的責任和使命。

回顧中國革命歷史，正家風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趕考”的崢嶸歲月裡，那些不忘初心的優良家風也一直為人稱頌。毛澤東同志對子女的要求一向嚴格謹慎，子女們上學、看病連真名都不準說﹔周恩來總理因為反對任人唯親的腐朽作風，認為新社會不能搞舊社會的裙帶關系，曾專門召集家庭會議，定下了“十條家規”﹔朱德總司令要求家人“老百姓怎樣生活，你們就怎樣生活”，他還不準家人搭他使用的汽車，不準親友相求，不準講究享樂﹔劉少奇同志曾專門開家庭會議，規定家人不準借他之名辦事﹔習仲勛同志經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鼓勵子女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基層去......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好家風，真正成了他們嚴格治家行之有效的可貴法寶之一，令人尊敬，感人肺腑，值得傳頌。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家風為政風提供道德基礎，政風為家風增添政治內涵。焦裕祿留下來的家訓早已成為兒女們誠心秉持的人生信條，還得到習近平總書記“點贊”﹔谷文昌“清白持家、簡樸本分、為民奉獻”的家風仍在當地干部群眾中傳頌﹔楊善洲任縣委書記時並沒有利用職權給家人“農轉非”，也沒有為兒女端上“鐵飯碗”，其言行舉止給他的子女留下了終生受用的精神財富……無論是焦裕祿還是谷文昌，抑或是楊善洲，樸實守正的家風是他們的共同點，也潛移默化地成為他們家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的家風值得當代干部學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抓好家風，繼承和弘揚革命前輩的紅色家風，向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同志學習，做家風建設的表率。”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濕而后生苔。”也有不少官員對其家屬、子女平時疏於廉政教育，導致家風不正，從許多案例來看，不少官員的腐敗之路上，閃現其家人的身影，出現了“父子兵”、“夫妻檔”等現象。比如，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劉卓志，其妻為其打理多年受賄款項﹔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通過其妻子、兒子受賄﹔劉鐵男則陷入了“老子辦事，兒子收錢”的貪腐泥沼﹔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全家老小參與腐敗，一時成為家風不正、家族腐化的突出反面典型……凡此種種，“開夫妻店，上父子兵，話兄弟情”，“三姑六婆”齊上陣，共同斂財，導致家屬親屬相互影響、惡性循環，讓家庭淪為權權、權錢的交易所，形成了塌方式窩案、家族式腐敗。

“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對於黨的領導干部而言，家風亦是作風、黨風。淨化官員家風，一方面，應對官員特別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加強對他們“身邊人”的廉政教育，使親屬知法守法，明白腐敗對家庭的危害性，端正家風，筑牢家庭防線。另一方面，要依靠頂層設計，依靠法律，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從制度上讓官員及其家屬“不能腐”。比如，中央審議批準上海“先行先試”，進一步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工作，深意就在於以家風正官風、正黨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教育親屬子女樹立遵紀守法、艱苦樸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觀念，明白見利忘義、貪贓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為全社會做表率。”可見，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組成國家這個大家庭的細小單元，其風氣正不正，不僅關系家族榮辱興衰、家庭幸福與否，還直接關系公民文明素質和一個國家文明程度。領導干部隻有守好家中的“廉潔門”、筑牢家庭的“廉潔牆”，才能以良好的家風樹立起黨員領導干部的良好形象，才能使子女健康成長，家庭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