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推進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這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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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是社會的基本單元。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城市社區居委會在服務居民群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居委會建設情況已成為衡量治理能力、民主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標，深刻地影響著在城市生活的每一個人。近年來，在推進城市基層社區建設過程中，雖然居委會的成績有目共睹，但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

　　一是行政化傾向嚴重。近年來，各級黨委、政府積極推動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事項向社區延伸，這一改革措施提高了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方便了廣大居民的生活。但是，大量本應由政府承擔的事項涌入社區，致使以居委會為代表的社區組織不堪重負，疲於應付。

　　當前，除了社會治安、社區矯正、公共衛生、計劃生育等法定事項外，部分政府職能部門打著“工作進社區”的旗號，把很多居委會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任務轉嫁到居委會，在社區層面形成了“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局面。調研發現，在有的地方，社區承擔的工作職責一度達到270多項，涉及40多個政府職能部門。不少地方將違章建筑拆除、消防、安全生產、黃標車治理、鞭炮禁放等一些本應由行政執法部門負責的工作交給社區，其中多數工作由居委會工作人員完成，導致本應帶領居民開展自治的居委會根本無暇顧及主業。

　　另外，為了讓居委會把行政任務落實好，基層政府和有關部門還不斷加大考核檢查力度，很多社區一年要承擔幾十項評比考核、建立上百項臺賬。當然，居委會“行政化”問題不是沒有引起官方關注，也不是沒有提出過解決方案，但迄今為止，居委會去“行政化”的努力少有實現預期標的——居委會承擔的行政任務有增無減，居委會也越來越像“小政府”。

　　二是居民參與程度低。分塊切割的居住形式使居民生活趨於疏離、隔絕、冷漠，人們在社區內不再“守望相助”，而是走向了“個體化”。不少社區居民，特別是部分新建小區居民，對社區事務不夠關心，參與熱情不高。由於工作任務重，不少中青年很少參與、過問社區事務。即使居委會選舉的投票率也不高。在一些地方，召開社區全體居民大會討論公共事務已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區居住的黨員領導干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很少發揮示范作用，參與社區治理。有的精英人物，經常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但很少在本社區帶頭參加活動，不願意成為“社區領袖”。如果居民缺乏參與熱情，實現社區治理現代化的難度就可想而知。

　　三是法治建設滯后。以《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為例，這部規范社區治理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定於1989年，27年來，城市的發展翻天覆地，城市人口已由3億增長到8億，居委會的工作內容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這部法律一直沒有修改，導致多數內容不適應現實需要，無法為城市社區治理提供足夠法制保障。

　　推進城市基層社區治理的現代化，應當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推進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增強社區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和服務功能，增強其對社區居民的凝聚力。

　　首先，必須重申居民委員會的基層自治組織屬性。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推進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這一定位。

　　其次，要在體制機制上使居委會“復位”。實踐証明，居委會“行政化”的一個核心原因在於其在人事、財務上對基層政府或者政府派出機構的依賴。因此，破除居委會“行政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要使居委會的人、財、物相對獨立。對居委會干部人選要堅決尊重居民的提名權、選舉權﹔在財政保障上，法律要明確政府的保障責任。居委會當然有協助政府工作的義務，但這些義務需要依法厘定。尤其是要建立居委會協助政府履職的“清單”，禁止將由行政執法部門承擔的事項轉移到居委會。

　　考慮到居委會“行政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區工作人員角色不分，承擔領導核心作用的社區黨組織、發揮群眾自治職責的居委會和承接政府行政事務的社區工作站“三塊牌子，一套人馬”， 今后在體制上應當考慮居委會人員的相對獨立性，至少應當有專人相對集中處理居民自治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探索居委會工作人員與業主委員會成員交叉任職，盡量避免所有居委會成員兼任社區工作站成員。

　　再次，完善法律也至關重要。當務之急是修改完善《城市居委會組織法》。這部法律頒布實施27年一直沒有修改，已經無法為新形勢下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提供保障，這也是居委會日益偏離其定位的重要原因。在法律修改時，要根據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重點完善居民委員會自治功能的實現、保障、監督機制，對居民參與制度、居民代表制度、居民委員會選舉制度、居民委員會與業主委員會等社區其他組織的關系等都作出規定，從而使居民委員會始終堅持社區居民的代言人角色，在推進城市社區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