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語出《國語·晉語四》，其歷史背景是：春秋時期，晉國公子重耳曾多年流亡在外，后返回晉國，成為一國之君，即赫赫有名的晉文公，他勵精圖治、修明內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國力大增，“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輕關”為輕稅政策，借此降低通關稅收﹔“易道”是治理政策，以此剪除盜患，整飭交通道路。將“輕關”“易道”合並來看，顯然有利於人、財、物在地域之間的往來與流動，因此“通商”可理解為以具體的措施實現商旅、商貿之互通。全面的經濟政策需要農商俱利，“寬農”就是要放寬農政，減少農民負擔，不奪農時。

　　可以看出，“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主導思想在於鼓勵農商、發展生產、促進流通。若再深入分析，“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要旨可歸納為一個字——“通”。“輕關易道”可便利“通商”，這不難理解?！皩掁r”的政策取向亦在於求“通”——居上者體察稼穡艱辛，輕收稅賦，征用人力不奪農時，這種寬以待農的政策有利於發展生產、充實倉廩，遂民所願，自然可使上下和諧，通為一氣。因此，“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深層次上是在努力實現地域之間、上下之間的通暢和通達。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通暢與通達被視為達至和諧狀態的重要條件?！吨芤住返奶┴灾杂屑樀膬群湓蚓驮陟丁疤┱?，通也”?！吨芤住贰巴铺斓酪悦魅耸隆保瑢⑻┴砸觊_來，“通”的意涵就深刻而廣大了。這樣看來，“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雖然簡易，但是抓住了“政通”——“人和”的施政本質。

　　中國歷史証明，寬農以求上下通、利商以求地域通，能夠有力地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與繁榮。漢初統治者汲取秦亡教訓，以寬農為治國之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順應了百姓休養生息的強烈願望，連通了上下，為“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經濟社會基礎。盛唐以開放氣象著稱於世，國家鼓勵通商，並設專司管理對外貿易，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城市雲集了從海陸絲綢之路而來的客商，經濟文化的廣泛交流成為唐朝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重要推動力。杜佑《通典》記載，開元年間“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裡，不持寸刃”，這顯然是一個唐朝版的“易道”“通商”。

　　當然，中國歷史也有深刻的教訓。清代乾隆皇帝晚年以天朝自居，閉關鎖國，終使國勢、國運在晚清跌落到歷史的最低點。晚清維新派志士譚嗣同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閉塞狀態嚴重阻滯了自身發展，故在《仁學》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仁以通為第一義。”在“通”的四義中，譚嗣同認為首要的是“中外通”，即突破地理、人為和文化的阻隔，開闊視野，學習外國之長。

　　今天，“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中國古典經濟政策被賦予了時代新內涵。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可持續的內在動能，政府創造寬鬆有序的政策環境，更好地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在廣度和深度上激發創造力，適應更多人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創業夢想，已成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內在要求和主要任務。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背景下不斷自我改革而日益開放的經濟體系，而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也使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共贏的發展實踐使我們堅信消除各種阻隔的開放道路，並繼續謀求更為全面的開放——“一帶一路”戰略正在將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便利地連接起來，在暢通貿易與投資、交流與合作之中，為各國開創出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秩序與結構正處於深刻調整期，習近平主席借古語“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闡明了開放、通達、共贏的中國方案，這受啟於古人的智慧，更是當代中國連接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宏大願景與堅定實踐。

　?。ㄗ髡呦店勎鲙煼洞髮W國際商學院經濟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