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相關制度規定，地方黨政領導一屆法定任期5年。但有一個地方，干到第三年，就有可能被換掉。據8月23日媒體報道，山西某市市委讓確定的6名縣（市）長人選，分別簽下任期發展目標責任狀：第一年未完成，接受預警約談﹔第二年仍無進步，接受誡勉談話和通報批評﹔第三年依然沒有改善，接受組織調整。市委書記則明確：“組織調整”就是“下課”。

那任期發展目標又是什麼呢？標準之高有點令人瞠目。比如，某縣是一旅游城市，去年旅游收入是93億多元，按目標未來3年新縣長要把它搞到193億，翻一番還多！另一位縣長領的任務是，到2017年底，實現全縣25988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距大限隻有一年零四個月！不過據說雖然條件“苛刻”，參與競爭的仍然不少，6個崗位有50多人報名。

眼下不少地方經濟下滑，個別干部不在狀態不作為，的確是突出矛盾。上級下達一些硬指標，小鞭子抽得狠一點，督促他們打起精神，爬坡過坎，很有必要。但前提一是要依法依規，有所遵循﹔二是要尊重客觀發展規律，不催生泡沫﹔三是不留后遺癥，好心辦了尷尬事。

按照10年前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地方黨政領導干部任期為5年。任期內應當保持穩定，除退休、生病、“不稱職需要調整職務”、自願辭職或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以及受處罰，還有“因工作特殊需要”調整職務等6種情形外，應當任滿一個任期。

任期制是國家治理體系中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直接關系到地方政府治理體系的優化和治理能力提升。這在市縣兩級尤其重要。如果變動過於頻繁，將嚴重影響地方政府治理目標與公共政策的穩定性。許多情況下，所謂“半拉子工程項目”“半截子政策項目”等等，都是這樣催生出來的。現在明確三年不達標就換人，等於把法定任期縮短為3年，甚至有的目標責任是一年見效，這明顯有悖於相關規定。

也許有人會說，任期規定中，不也有“不稱職需要調整職務”這一條嗎？縣長如果“不稱職”，當然可以做“組織調整”。但縣（市）長們是否稱職，首先是要尊重客觀發展規律，還要看民情民意，而不能隻看上級人為定下的虛高指標。一個中部小縣，在目前經濟如此低迷的大環境下，三年旅游收入就要翻一番還多，這聽著就有點懸乎。姑且說這還算有一定轉圜周期，三年的時間內，通過努力還有可能實現目標。而另一個23萬人口的小縣，一年多時間內，就需解決佔全縣1/10還多人口的貧困問題，聽上去就很離譜。何況這位新縣長是從別的地方調來的，又不是全縣“一把手”，熟悉情況的時間恐怕都不夠，如何放手完成這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指標過高，任期過短，很容易促使地方干部搞一些“短、平、快”的政績工程，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以至於弄虛作假。這與當前許多地方適當調整經濟增速指標，給去產能、調結構留有余地的大方向也未必相符。即使勉強完成了相關指標，隻怕會留下急躁冒進的諸多后遺癥。甚至可能折騰了一番也沒有起色，調整是調整了，留下一個爛攤子，換個人來，“新官不理舊政”，遭殃的還是當地老百姓。因此，中央巡視組早已批評了有些地方“主要領導調整比較頻繁、領導干部任期制執行得不夠好”的問題。

后遺癥還不止於此。為什麼如此苛刻的任務，還有人積極競爭？原因是這種不完成指標就追責的制度並無配套。一是這種人為規定的指標與“紅線”，並無法律法規依據，到時候會否動真格，或者上級換了人還認不認，都值得懷疑，不妨先上去再說。二是哪怕到時被“調整”了，按現在干部“能上不能下”的“規則”，他又沒犯法違規，還得平級安排。不管怎樣，職級到手，不如報名賭一把。最終結果，隻怕原先的目標沒達到，反倒多出6個未滿任期的正縣級，勢必會損傷黨委政府公信力，對其他干部的積極性也有負面影響。

要讓干部在狀態，不妨多訂些“民意指標”。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為最高標準，促使干部切實根據本地實際，積極謀劃發展。哪怕一時有些指標並未暴漲、有些數據不很漂亮，但隻要能為調整經濟結構打好基礎，老百姓滿意，人大代表稱許，那就是稱職，不宜頻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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