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巡視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接受採訪時透露，一個涉及12個省會城市和144個地級市的調查顯示，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34億，這是嚴重的失控。”

　　城市新區曾被視為緩解老城區人口擁擠、用地緊張、環境惡化等城市病的“特效藥”，但在城市新區盲目擴張、無序生長的過程中，其本身反而成了一種新的“城市病”，不僅造成大量資源和財富浪費，而且背離了國家設立城市新區的制度初衷，越權審批、未批先建等違法違規現象也層出不窮。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合理確定城市開發邊界，規范新城新區建設。”盡管國家發改委對全國范圍內的城市新區進行過多次整頓，城市新區過多過濫的現象仍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既與急功近利的城市管理思維有關，又與政出多門、令行不止的監督制約機制有關。城市新區的“新”，不僅體現在新建的各種建筑，更應體現為一種新的城市管理理念，這恰恰是不少城市新區欠缺的。建設城市新區的過程中，“一年成名，三年成型，五年成城”、“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之類口號屢見不鮮，無視城市發展規律而一味追求速度的建設，本身就是對城市新區的錯誤理解。建設城市新區不僅需要具備基礎條件，而且需要滿足城市的實際發展需求，但在盲目追求速度的城市新區大比拼中，光鮮的外表成了唯一的評判依據，忽視城市實際需求的結果是，不少城市新區外表如出一轍、內在毫無新意。這種閉門造車式的城市規劃帶來的最大“成果”是，人為制造出一個令人心動的概念、推出了一片權力撮合的投資熱土，由此不得不使人懷疑這種規劃的初衷。

　　與地方政府規劃建設城市新區的熱情相比，針對新區建設的政策和制度設計明顯滯后，這一方面體現在規劃多來自領導意志，缺乏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城鄉規劃、產業規劃、土地規劃彼此交叉，卻又相互獨立，難以真正對權力形成制約。城市新區亂象首先就體現在科學規劃之失，在落實“政府組織、專家領銜、部門合作、公眾參與”的科學規劃程序之外，有必要改革政績評估體系、強化違規越權審批的責任追究，以此來確保城市新區真正成為符合城市需求的社會共識，而不是領導一廂情願的心血來潮。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從滿足市民需求的角度出發，城市新區不僅應有清醒的定位，而且應具備科學的布局，以此為基礎，才能為城市發展提供新思路，而不是增添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