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據此前住建部統計，在43個國家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站中，僅有12個具備水質標準要求的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在190個地方城市供水水質監測站中，有超過170個監測站不具備42項常規指標檢測能力﹔在全國超過4500座水廠中，有超過3500座不具備日檢能力，甚至其中有超過2000座水廠無任何檢測手段。
人們原以為，生活飲用水新國標將檢測指標從原來的35項增至106項，將有效改善水質，但這種想法或許錯了，因為有好的檢測指標未必就有相應的檢測能力。由此，大多數城市在水質檢測方面所表現出的“無能”，必須得以追問：
其一，住建部披露這組統計數據的時間應該在2013年之前，今天，還有多少監測站不具備42項常規指標檢測能力，還有多少水廠不具備日檢能力？這些信息有必要公布，以便公眾監督。
其二，供水體制改革為何沒有帶來檢測能力的改善？據有關研究顯示，我國在加入WTO以來，對城市自來水市場的開放程度甚至超過美國等發達國家。有的地方自來水企業引入民間資本，有的地方引入了外資（如蘭州威立雅水務集團就引入法國資本），按理說，引入社會資本后有利於提升檢測能力、改善水質，但從頻發的自來水事件來看，體制改革似乎沒有帶來檢測能力和水質的提升。
其三，地方政府在水質檢測方面至少有兩項職能：一是要求供水企業按照生活飲用水新國標提升檢測能力，並監督水廠日常檢測﹔二是，不管企業檢測結果如何，政府水質監測部門應該成為最終的把關人，試問，今天有多少政府監測站的水質檢測能力達標？
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從國家主管部門到各地政府、供水企業，都應該反思並向公眾及時做出回應。如果檢測能力跟不上，生活飲用水新國標就會在某些地方淪為擺設，這是必須要避免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