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河南永城一輛大貨車因超載被當地運政、路政部門相繼罰款。當事女車主劉溫麗因付不起罰款喝劇毒農藥自殺，所幸經搶救性命無虞。時隔半個多月后，這個在家人眼中很倔強的女人，卻為自己當天的行為很是后悔。貸款還未還清，盡管“鬧翻”了，她還得繼續在這條路上奔波。如今，人得罪了一大片，她不知道，她的大貨車以后要怎麼跑下去？(12月4日《華商報》)

時間能忘卻沖動、平息憤怒，時間也能醞釀悔意、積聚恐懼。不堪罰款之重，憤而吞毒相抗的劉溫麗，早已不復當日的沖天怒氣。平靜的休整生活裡，她盤算起今后的生計，擔憂著或將遭遇的“報復”……她的身上，全不見一位“誓死維權”者當有的堅定與勇毅，卻反倒是一副瞻前顧后、患得患失的弱者姿態。凡此種種，是自我保護的策略？抑或發之於心的后怕？

坦誠來說，劉溫麗的焦慮，似乎不無道理。在強勢的執法部門面前，縱有零星的逆襲者，也難有永遠的“女強人”。須知，“女車主喝農藥”一事，一度讓當地運政、路政相當被動而難堪，其后又是嚴查又是停職——職能部門“損失”不可謂不重！既然來日方長，抬頭不見低頭見，又有誰能保証有關方面不會挾私報復？“民莫與官斗”，從這種擔憂來看，得罪一片人的劉溫麗的確有理由后悔。

但另一個疑問是，整個道路執法系統，當真就這般狹隘小器嗎？一方面，非人格化的執法體制，本就不應該像個體那般心思復雜，未必真會有“有仇必報”的意識和行動力﹔再者說，執法體制內的具體執行者，又怎忍心、怎能夠故意刁難一名悲情婦人呢？所以，基於理想化的邏輯，劉溫麗動輒擔憂“被為難”，似乎又顯得有些杞人憂天。

事實上，劉溫麗的焦慮，更多還是源於那些根深蒂固的“民間智慧”，是長久以來“官強民弱”格局所衍生的一種固化思維。然而，在更文明、更現代的認知框架內，公職部門與普羅大眾之間，早已劃清了各自的權屬邊界：那種裹挾體制強力，宣泄私怒、打擊“異己”的行為，如今已被歸為敗德非法，且必須追責的濫權行徑。

劉溫麗的糾結其實還在於，她一不小心挑戰了不公平的“舊傳統”，卻因為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秩序，而變得焦躁不安、畏首畏尾。她並不懂得該怎樣捍衛權益，故而隻能透過媒體發出些“悔不該”的聲音，似是有感而發又像是示弱告饒……一位反抗不公的人，在有所改變之后，不僅未有一絲底氣，反而加倍忐忑不安，這當真是極具諷刺意味的一幕。

無論是治理公路三亂，還是扭轉其他的疑難沉疴，除了主管機構要持續發力外，切實保障民眾“反抗不公”的權利，也是至關重要的。讓劉溫麗消除恐懼，乃是兌現正派社會的一個最基本承諾：敢於對不公現狀者說“不”的人，理所當然會獲得保護而非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