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6日召開的專題會議上，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表示，全市要一起對房屋違法出租“出狠招”。即日起本市開始排查出租房安全隱患，今年12月起進行治理違法租房試點﹔明年春節前開展全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調查。2014年北京將基本杜絕群租房現象。（11月26日《法制晚報》）

房屋群租帶來的問題確實很多，比如盜竊、性侵案件的頻發，比如發生火災之后的群死群傷等。所以對群租現象加強引導、管理和服務，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如何做，卻大有講究。北京市提出到2014年將基本杜絕群租房現象，那麼我們不妨來對實現這一工作目標以后所帶來的后果做一番猜想。

其一，群租者的主要目的就是節省租房開支，那麼禁止群租以后，租房成本將大幅度上升，很多“北漂一族”可能不堪重負，不得不離開北京，另謀出路﹔其二，那些不打算離開或者是無法離開的“北漂”們，將不得不把收入的相當一部分用來付房租，相應的他們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將被大大壓縮，甚至因租返貧，不得不淪為城市“貧民”﹔其三，部分群租者為了逃避政府的管理與驅逐，隻能把群租變成一種地下行為，採取各種措施逃避管理，應付檢查。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政府真的採取禁止群租的策略，而又做不好配套服務的話，那麼這些情況出現的可能性極大。可這就是我們真正想要的結果嗎？因為這三種后果也就意味著更多的“后果”，比如城市人才的流失，建設者的離開﹔比如很多因租返貧者不得不通過其他一些歪門邪道，甚至是違法方式來增加收入，支付房租﹔比如群租者轉入地下以后，給管理者帶來管理難度上的增加、管理成本上的提高等等。

由此可見，沒有以服務為前提的杜絕群租，完全是一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管理策略，不但稱不上高明，反而盡顯短處與不足。我們前面已經說了，對於群租現象所帶來的各種問題，確實需要治理，需要引導，但是治理和引導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服務的過程、疏導的過程。如果只是簡單地以行政手段禁止群租，各方面的配套服務卻沒有跟上，那麼就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

那麼政府的服務應該體現在哪裡呢？禁止群租以后，“群租”人口隻有到其他“房租窪地”才能緩解房租壓力，前提是這些地方要有良好完善的交通配套設施，所以政府也應該注重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共同打造良好的房屋租賃環境。更進一步說，“群租”現象之所以出現在北京等大型城市，在於供需市場的不平衡，政府應該進一步擴大公租房、廉租房等房源，以“市場化手段、公益化目的”穩定租賃市場價格，緩解年輕人和中低收入群體的居住困難。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