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舞制造的噪聲飽受詬病，成為“全國現象”。近日，廣州市人大代表視察該市流花湖公園、越秀公園，為《廣州市公園條例》（下稱《條例》）的立法進行前期調研，《條例》擬規定公園內臨近學校、醫院、居民樓、機關辦公大樓等區域禁止開展喧鬧的健身、娛樂活動，預計明年年底前可正式出臺。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委主任陳小清表示，“中國人喜歡熱鬧，但不能侵擾到他人，影響到周圍居民的睡眠、學習、工作”。（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0版）

國人戶外娛樂選擇本就不多，廣場舞無疑是其中極重要的組成部分。特別對很多中老年人而言，三兩成群、唱歌跳舞，已然成為最主要的日常消遣。但很多時候，這種自顧自的群體歡愉，卻有意無意冒犯了第三方的利益。侵佔空地、制造噪音，凡此種種輿論針對廣場舞的指摘，可謂多矣。恰是有鑒於此，廣州方面擬立法限制，方才顯得有其必要。隻不過，與此舉或致的“積極效應”相隨，一系列爭論也由此衍生。

最有力的詰問莫過於，“禁止廣場舞，置民眾的娛樂需求於何處？”很多人不斷重復著一個現實：在現階段社區文化發育不彰的前提下，廣場舞幾乎是不少中老年走出家門、與人接觸、排遣寂寞的唯一渠道。一旦受場地所限，這部分人被迫息歌止舞，未免顯得不夠人道……的確，這種種擔憂不無道理。隻不過同樣要厘清的是，規范廣場舞的區域邊界，與給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多活動場所，從不存在天然的矛盾。所以，理所當然的邏輯是，職能部門固然有權在特定區域禁止廣場舞，卻更有義務為相應人群受壓抑的娛樂需求尋找出口。畢竟管理與服務，本就是公職機構的一體兩面。在未來，原生、混亂的廣場舞，理應被加以專業引導，從而實現自身無害化並最終自我正名。此一過程，既需要民眾的理解和妥協，也有賴於專門部門“堵疏結合”的治理策略。唯其如此，廣場舞才能在主流社會認知中，謀得一個體面的位置。

事實上，廣場舞一貫擾民卻一直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公眾對中老年群體的體諒與包容。但這種脆弱的平衡，顯然難以長久維系。此事的本質是，對城市規則缺乏周全理解、且娛樂需求無處排解的中老年群體，被逼無奈去霸地佔街唱歌跳舞，隻為追求一種低水平的文化體驗——這中間，“其他人”的某些權益，顯然或自願或不自願地，被讓渡給了那群大跳廣場舞的人。

過去那種如野草般滋長的廣場舞，實際上是因為公共服務缺位，民間各群體為保障中老年基本需求，而長期彼此試探、相互妥協的畸形結果。簡言之，這是一個超越規則，任由中老年群體接受“其他人”讓利的過程。而在今后，職能部門對廣場舞介入干預，一方面勢必打破民間就此事形成自發秩序﹔另一方面，則有利於建構一個絕對意義上的良性秩序。當然了，我們希望強化管理的同時，也能伴隨著相應公共服務的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