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0日，太原晉源區古寨村發生違法強拆事件，村民孟福貴被強拆者棒擊致死。事發后，太原市中院對17人作出一審判決。今年9月，此案依山西省高院裁定重審。庭審時，死者家屬孟建偉發現兩份由晉源區政府發給兩級法院、請求“慎重量刑”的公函。（10月22日《新京報》）

晉源這起暴力強拆案，最初曝光，跟孟建偉的“奔喪日記”有關：在“復旦大學博士生”的標簽烘托下，他的慘案還原與血淚控訴，迅速引發軒然大波，“驚動”了市領導。而后，當地迅即啟動了案情調查、循跡溯責等程序。

隨著一審判決的出臺，人們都以為，此案已告一段落。誰料到，“劇情”竟迎來“第二季”：此案被裁定重審，且重審開庭時間被推遲。

在兩份函件中，都提到疑犯家屬多次上訪、希望減輕量刑，還稱為維護社會穩定，經區委區政府研究，特懇請法院“依法對其訴求予以考量”。

表面上看，公函中“依法考量”“慎重量刑”等表述，還挺克制，可慮及潛在語境，其傾向性頗為明顯：強拆打人致死，基於其惡劣程度與惡性影響，依“罪刑法定”原則，本就該重典嚴懲。而今，涉事區政府請求“考慮疑犯方的減刑訴求”，隻替單方說話，卻未慮及受害方利益，求情意圖不言自明。

更何況，政府逾越正當程序，給法院發函，涉嫌以行政干預司法。以函告方式介入案件審判，是對司法獨立的侵擾：政府與司法部門本該是平行制衡、兩不相擾的關系，而非“一家親”。在具體案件上，政府應有“避嫌意識”，若認為審判不公，可提供証據供法院裁決，而不是悄悄發函，直接干擾審判結果。

對法院而言，也應有起碼的抗干擾能力。若司法判決，動輒被“維穩”等名頭阻撓，被行政權力馴服，那司法與行政的博弈關系、平衡格局，也勢必被打破。

政府為疑犯“發函求情”，因其程序失當，必然引發諸多聯想：究竟是為維穩，還是有利益勾連，不好說。結合時過近三年，“誰是幕后主謀”仍懸而未決的情況，公眾隻能不憚以“最壞惡意去揣測”。

以發函手段干預司法的案例，這非首起。它抖露的，仍是司法與行政二元關系的失衡，本是“魏蜀吳”卻變成“劉關張”。改變這局面，有賴於制度框架的完善，也要靠個案防范與細節規避：比如在此案中，對政府發函的舉動，有必要清查責任，並予以糾偏。

政府“發函求情”，是角色越位。而要實現個案正義，亟須政府、法院各方遵循規則、恪守本分，避免在你儂我儂，曖昧不清中，忘了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