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報道 湖北省公安縣向鄉鎮攤派當地產煙酒的銷售任務，村干部表示完不成任務會被扣工資。章莊鋪鎮政府人員表示，縣裡下達了任務，他們隻能層層分解到村。公安縣分管煙草工作的副縣長蘇雲國否認硬性規定銷售指標，並稱“那他們理解錯誤”。（2013年10月23日京華時報）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干部苦，已為人所共知。而鄉鎮干部無心工作，都在忙著賣煙酒，似乎就有點讓人覺得蹊蹺了。而這樣的蹊蹺，其實絕非湖北省公安縣所特有。盡管國家早就三令五申，不得搞地方保護主義，也不得以紅頭文件形式搞煙酒銷售攤派等，但是，這樣的怪事，似乎一直沒有絕跡於官場。類似於“公安人要喝公安酒，湖北人抽湖北煙”的宣傳口號也常常響徹於公眾耳邊。

俗話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人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理解，會有所不同，這本身很正常。而明明是紅頭文件、白紙黑字地明確了煙酒銷售的攤派任務，並且也有一層一級的考核督查指標體系以及數據，但是，面對媒體記者採訪時，上級領導和基層干部卻出現了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就有點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了。鎮裡工作人員的理解是“縣裡下達了任務，他們隻能層層分解到村”、“我們是執行者，沒辦法”，縣裡的分管副縣長的解釋是“沒有硬性攤派，只是市場預測”、“他們理解錯誤”。而對於為何以紅頭文件形式印發煙酒銷售的任務時，縣裡分管領導的解釋是“為了淨化市場”，打擊非正常渠道進貨以及走私等﹔鎮裡的工作人員卻理解為“就是為了銷省產煙酒”，而且不光公安縣，其他地方也這樣。如此的信息不對稱，真不知是誰“理解錯誤”？

紅頭文件，代表的是公權力，要求的是執行力。紅頭文件之所以會被濫用，說到底，還是公權力被濫用，或者說是權力綁架了紅頭文件。煙酒銷售攤派任務，本來是不合理的，但是一旦被套上了紅頭文件的文頭，蓋上了不管是否具有科學性、規范性、合法性的公章，對於執行者來說，那就是領到了“聖旨”，想不執行都難，除非你真的不想在那個位置上干了。否則，即便心裡有抵觸情緒，也必須硬著頭皮執行，哪怕是放下本職工作，也要想方設法去完成。當然，完成或超額完成任務，一般也都會有所謂的配套獎勵的，而這所謂的獎勵，其實也是公權力異化下的謀私惡果。蓋章“土規定”打了法治的臉，也現了公權力被濫用的形。因此，要想杜絕紅頭文件濫發以及煙酒銷售等攤派任務上紅頭文件，隻有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權力在民主監督的過程中行使。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做人起碼的誠信，更是為官者應對媒體記者或公眾咨詢時必須具備的素質和底線。但是，當一些所謂的負面報道、曝光信息出現的時候，我們的一些為官者，代表官方講話時，常常採取“無可奉告”、“不清楚”、“不便說明”的態度，甚至面對事實，干脆矢口否認，玩起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一招。前文提及的那位分管副縣長，便是很典型的一例。事實勝於雄辯。面對事實清楚、証據確鑿時，矢口否認往往就是承認，或者說是在出丑。也許有些官員會說，自己之所以那樣說，是以大局為重，其實他們所理解的大局本身就是錯誤的，在有些官員的心中，“比自己更大的上級領導滿意”以及“自己頭上的官帽”就是大局。而真正意義上的大局，應該是群眾理解不理解、支持不支持、答應不答應、信任不信任。離開了“民為本”，突出“官為上”，不但當不好“官”，說不準還保不住“官帽”。

在其位，謀其政，擔其責。這是為官者最起碼的職業道德和政治操守。但是，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下，在長官意志大於法治的背景下，一些為官者，不但自己不務正業，還常常逼著下屬、下級不務正業。無論是縣級領導，還是鄉鎮干部，必須恪盡職守，履職為民，要始終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但是，有些時候，一些地方，少數官員，卻將“為人民服務”異化成“為人民幣服務”或片面地理解為“為企業老板服務”。固然地產煙酒企業需要扶持，但是以行政命令、紅頭文件的形式搞銷售攤派，就是典型的不務正業了。俗話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為官不能不務正業，否則，也就沒資格坐在為人民服務的位置上。

理解，是一種能力，更是一份責任和信任。作為分管領導，面對媒體的調查，當記者出示紅頭文件時，很隨便地拋出一句，“那他們理解錯誤”，這本身就是一種不負責、不信任。綜上所述，到底誰“理解錯誤”，其實也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