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鋼鋸、一把小水果刀、一個裹著毛巾的癢癢撓，保定硬漢鄭艷良用這三樣簡單的工具，在家中將自己患怪病的整條右腿鋸下。如今，同樣的怪病還在他左腿上無情蔓延。鄭艷良希望好心人支招，醫治好自己的怪病，重新為妻女撐起一個家。（10月10日《燕趙晚報》）

如果不是痛不欲生，相信沒有人會有“自我截肢”的勇氣﹔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相信也不會出此下策。2011年，53歲的重慶農婦因貧窮無錢醫治腹部積水，用菜刀剖開了自己的肚子，放出腹部積水自醫，震驚世人。如今，這一幕已然再現，切腹與截肢之間何其相似，殊途同歸之下，提出一個共同的問題，是什麼讓他們做出了如此震撼的選擇？

我們當然有很多理由來為自己開脫，比如醫學不是萬能的，不能醫治的怪病誰也沒有辦法。這當然可作為一種理由，但底層疾患者的無奈，其所處的痛苦與彷徨，又靠誰來解決呢？

我們無法對公共責任和社會關懷做過多的指責，甚至也無法對自我截肢的行為做出合理性的判斷。因為誰也不知道，其行為選擇之前，是否進行了所有的抗爭，並最終處在窮途末路上。制度不是萬能的，救濟也並非就無處不在，僅就單純的極端個案來說，我們更應關注的是當事人的真實訴求，以及從人性的角度進行探入，或許對於事實，對於當事人都更有好處。

如果不出意外，如此慘烈的案例，勢必會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並引來對制度和責任的強烈指責，事情最終會朝著“媒體報道——領導重視——職能部門積極行動”的路徑前進。但對每個人來說，真正需要也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是作為旁觀者進行評說，也不是作為道德說教進行評價，更應從人的角度進行換位思考：假若自己是當事人將會作出怎樣的選擇，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如何自救以及尋求外在的救助？

我們所處的時代，其實並不缺少愛心，但缺少如何利用和發揮愛心的理性。很多時候，我們往往會被極端的事例所激怒，並因此左右自己的情緒，以旁觀者的姿態故作矯情。要知道，任何一起極端的案例都可能發生，而如何從中去表達和實現自己的責任，並因此上升成整個社會性的救助，從而推動從民間關懷到政府責任的實現，才是檢驗國民素養的試紙。

那麼，當務之急是什麼？是設身處地的思考，是感同身受的努力，是將自我截肢的疼痛，轉化成整個社會的疼痛，並動員一切力量解決從技術到資金，再到心理的需要，讓處於困境者看到希望，這才是社會品質和人文素養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