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偉德
“21國調查顯示,中國教師地位最高,最受學生尊敬。”日前,網媒披露的這一國際調查性結果,在網友中引起熱議,但不認同這一說法者大大超過認同者。一項網絡調查顯示,不認同者是認同者的6倍多。(10月9日《新華日報》)
中國教師“地位最高”的國際調查結論,在國內卻是截然相反的認同,這確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高有高的理由,低有低的說法,教師地位的高與低,應當有一個橫向的比較與縱向的參照。不過,作為一種難以定量判斷的現象,教師地位的高與低都並不代表全部事實。
師者的地位在名義上是高的,“天地君親師”的排位之下,師者一向具有神聖的位置。“師者父母”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信任與依賴,“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德傳承,使教師始終有著極高的精神價值。即便從物質層面來看,《教師法》明確規定,教師工資不得低於當地公務員工資。
如果再看到應試教育模式之下,師生之間的強弱身份差距,以及教師佔據的主導和支配地位,就不難發現,中國教師“地位最高”並不是一個偽命題。現實中,老師與學生之間,往往是老師高高在上,而學生卻唯唯諾諾。而在更高層次的大學裡,導師與學生之間,更具有某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
但更應看到,在一個失衡的權利體系下,這樣的地位其實是極為脆弱的。隨著學生權利意識的提高,以及社會平等觀念的普及,建立在身份之上的優越性受到了挑戰。傳統如教師、醫生和科技人員之類的職業,正面臨著社會地位下降的風險。一系列的“殺師案”以及“教師被打事件”已經說明,傳統的身份倫理與價值結構,正經受著新的考驗。教師如何鞏固和提高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成了當前亟待解決的課題。
就事論事而言,如果站在自身的立場來說,“叫窮”與“示弱”就在所難免。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黨政干部受訪者達45.1%﹔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主要為高校、科研、文化機構職員)受訪者達55.4%﹔而網絡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則高達七成。在一個普遍示弱的社會語境下,任何一項關系到群體利益的調查,都可能得出更具指向性的結論。如果說“中國教師地位最高”像一句國際笑話,那麼網友調查的結論同樣未必可信。
作為社會職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師已經“脫魅”而回歸於平常。其間既有普通如代課教師那樣的弱勢者,也有“最美教師”張麗莉那樣的榜樣者,也有“帶學生開房”那樣的墮落者。真實的情況是,每一個群體都在糾結地位的高與低,卻往往忽視了最重要的自身建設。要知道,權利與地位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靠表現獲得的。如果仍然沉迷於已有的認知和傳統的思維局限中,教師的地位必將真正面臨危機。
是要一個紙上的地位,還是爭取一個實際的地位﹔是看國際上的評價,還是盯著國內調查﹔是沉迷於傳統,還是著眼於未來﹔是從“地位最高”中看到優勢,還是從中真正找到問題,取決於看待問題的態度與立場。從這一點來說,與其在靜態的“地位最高”上糾結不堪,不如在動態的“自我提升”上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