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問題正在全民熱議中，人們常常會問兩個問題：“錢從哪來”“人上哪去”。根據我前段時間在各地調研遇到的情況，相比“錢從哪來”，“錢為何來”“錢如何來”“錢怎麼用”這三個問題，更應認真思考和研究。

新型城鎮化不能搞成投資大躍進，更不能演變成鋼筋水泥的造城運動。我們需要考慮的不僅是“錢從哪來”，更需要考慮的是“錢為何來”。

最近輿論熱炒城鎮化規劃需要投入四十萬億的新聞，國家發改委領導出面辟謠稱並沒有四十萬億的投資計劃。從學術上探討中國城鎮化的潛力仍然巨大，要完成城鎮化的目標，需要投入的資金或許不止四十萬億。不要論需要投入多少萬億，我們首先要問為何投入巨額資金？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投資計劃實施五年之后的今天，人們發現四萬億救市投資造成了諸多嚴重的后遺癥。當年為了救市而投資，目的和手段可能搞顛倒了，貽誤了經濟升級和生產方式轉變的大好時機。

推進城鎮化固然能夠創造更多 GDP，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據說可以高達GDP1/4。但是，我們不能本末倒置，倒果為因，為了GDP和政績工程而進行城鎮化投資，這不是新型城鎮化的初衷，更不符合城鎮化的邏輯。城鎮化不是一劑靈丹妙藥，並不會自動地解決城市生活中面臨的一切問題。城鎮化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處處為民生著想，新型城鎮化的投資才不致淪為GDP的工具，而是為了讓人們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在城鎮化過程中權力如何在權利面前保持敬畏？政府官員必須保持足夠警醒。我們不僅要考慮“錢從哪來”，更需要考慮“錢如何來”。

城鎮化必然需要巨大資金投入，不論是四十萬億還是其他多少萬億，如果吸取四萬億救市計劃的教訓，城鎮化就不能隻考慮投資多少萬億，更需要考慮城鎮化相關的行政權力如何使用的問題。如果政府隻問“錢從哪來”，而對權力的邊界不加以厘清，依據歷史經驗，人們有理由擔心印鈔機加速貨幣超發，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人們有理由擔心地方政府土地財政變本加厲，地方政府性債務包袱更加沉重。政府的權力如果沒有制約，人們的擔心不無道理。

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救市的問題不僅出在四萬億投資方向上，更出在四萬億的危機決策程序和權力介入經濟的干預方式上。前段我在一些地方調研，震驚地發現某些地方政府官員打著城鎮化的名義，粗暴地強制要求農民離開鄉土進入集中規劃的城鎮，引起農民強烈的抗議和抱怨﹔一些地方將土地征收補償金強行“借到”政府手中用於城市建設，當地民眾尖銳地追問：民眾非法集資政府來管，政府非法集資誰來管？

因此，城鎮化過程中錢如何來的問題，關系到是否能夠實現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改革目標，關系到未來的貨幣發行機制和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體制等能否得到有效改善。

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新型城鎮化如何可持續“化”下去，除了要考慮“錢從哪來”，更要考慮“錢怎麼用”。

首先，城鎮化投入的資金要保障和支持農民變市民。在城鎮化過程中，要解決農民的承包土地、林地和住宅的確權工作，讓產權變資本，不使農民失地進城成為失業流民，更不能借城鎮化之機低價征收農村土地、林地，再一次對農民進行剝奪﹔同時，對於從農民轉化而來的新市民要進行投資理財的教育，讓他們在新的生活環境、經濟環境下學會“錢怎麼用”，為他們提供及時便捷的金融服務。

其次，培育產業應該是城鎮化資金使用的重中之重。沒有產業發展的城鎮化，只是在制造鋼筋水泥堆砌的建筑垃圾。現在一些地方官員急切地希望投資建成樓房廣場，卻忽視了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產業基礎。金融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要從更長時間段、更廣闊的空間來規劃思考。僅僅考慮硬件設施建設和開發投資的短期行為，一定會導致嚴重的問題。一些地方出現大量空置樓房的“鬼城”，沒有民生服務和實體產業的發展，值得今后新型城鎮化中引以為戒。

再次，新型城鎮化必須尊重市場規律，而不能搞成長官意志。城鎮化過程中建設發展和融資、投資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政府及政府融資平臺。企業不能在城鎮化中成為傍政府大款的“二奶”，靠政府批土地、給工程作為主要業務。城鎮化建設和發展，必須堅持企業為主體，特別是要大力扶植小微企業的發展，城鎮化的金融支持必須著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困難問題，讓作為經濟的血液的資金在服務小微企業中實現和改善微循環，激活小微企業的創新動力，這樣的新型城鎮化才具有持續發展的活力。

總之，我們要牢記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在城鎮化過程中不忘民生初衷，保持權力對權利和市場的足夠敬畏，為不使巨額投資讓城鎮化出現異化，真正實現通過新型城鎮化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開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