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長沙市曾將1108名各區和市直部門領導干部及民情聯絡員的聯系方式向群眾公開，隨后，各區、縣（市）也公布了本級領導干部的電話。但一年半后，《法制周報》以《長沙公示干部電話10個裡面有7個打不通》為題報道了記者的暗訪發現——有的領導干部認真回答了記者的問題，而有的領導干部則回應“打錯了”，或者直接掛斷電話，或者拒接。（據6月1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道）

公布領導干部電話，長沙不是首例。近年來，公布領導干部聯系方式幾乎成為展現政府開放姿態的“必修課”。溫州市曾公開了近600名機關干部工作電話﹔昆明市也曾公布從市委書記、市長到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電話﹔山東菏澤市、陝西咸陽市等地，都曾先后公布過有關領導干部的電話。

此舉無疑給領導干部提供了密切群眾關系的新通道，為廣大群眾隨時反映情況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地方政府執政理念更加開放、執政方式更加透明、服務意識日益濃厚，可謂用心良苦。

但是，近年來各地“運動式”地公開領導干部電話不少都淪為“無言的結局”，半途而廢者比比皆是。從火爆登場、熱鬧一時到接聽率不高、問題解決率也不高，再到乏人問津、漸被遺忘，幾成規律，長沙方面前后熱冷之間的變化，不過再添了一個新例。《工人日報》就曾報道，一些城市的“市長熱線”開通之初紅火一時，后來就由熱變冷，逐漸流於形式。我們欣慰於這些地方的開放和透明，也失望於其“曇花一現”的尷尬。

公布領導干部電話的政策善意至少要有兩個預設前提：一是民眾有直接打電話給相關領導的“需求”﹔二是撥打官員電話后問題有望得到解決。前者依然多多少少透著點“人治”色彩，其潛臺詞分明是遇事找領導，或者說領導“干預”才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以致日常性渠道和常態化制度黯然失色。至於后者，在很多地方的“市長熱線”難以盡如人意的尷尬現實面前，冀望於一個電話以及電話那端的一句承諾就可以解決問題，顯然缺乏制度性保障。公布了電話號碼未必有人會接，接了未必能給予滿意答復，答復了也未必會落實，落實了也未必能及時……仰仗單個領導干部的“政治自覺”顯然不如依靠剛性的制度約束，而零星的服務承諾也遠不如行政理念的整體革新。

由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變是一個系統工程，各級政府的執政理念也應該與時俱進，少些“人治”思維，多些“法治”舉措，少些“曇花一現”型的“運動式”花哨創新，多些良性制度積累。如果每個政府部門均能恪盡職守，如果陽光行政普遍化，又何需民眾撥打相關領導電話“直接”申訴？實現行政透明和打造“公共服務型”政府，遠不止公布幾個電話號碼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