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規(guī)模巨大，利益格局比較散亂，既得利益集團並非鐵板一塊，這就減少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政治成本

如同很多舶來詞一樣，“利益集團”這個詞自西方進入中國后，便帶上了強烈的褒貶色彩，經過媒體的渲染后，似乎成為惡勢力的代名詞。然而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利益集團是個中性詞。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現代社會，利益集團的出現並活躍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是普遍的現象。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隻要存在競爭性經濟體制和等級化官僚體制，就會存在分享更多體制紅利的人群，它們就被稱為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中西亦然。因此，除非反掉現實的中西方經濟和政治體制，否則，沒有辦法鏟除既得利益集團。在世界性基本體制不變的情況下，你反掉了現實中某個具體的既得利益集團，便會馬上產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團。

在學界的影響下，現在的主流輿論對現代化歷史的評論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譬如說近代英國政治變革要比法國成功，而不是相反。這種成功的重要因素據說是英國貴族比法國貴族發(fā)揮了更積極的作用。不過，英國貴族是現代化進程中最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控制了政治權力，不僅充分享受了老體制的紅利（土地財富），而且充分享受了新體制的紅利（工業(yè)財富）。法國貴族就很可憐，失去了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最后變得一無所有。然而，現代化事業(yè)更為成功的是英國，而不是法國。

其奧秘在哪裡呢？主要在於英國貴族主動追求“包容性利益”：一方面，他們積極投身市場化和工業(yè)化的潮流，在為自己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也為他人增加財富﹔另一方面，他們推動制定積極的法律和政策，通過政治的方式讓中下層人民分享到更多利益。也就是說，他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能夠主動釋放善意，讓他人和公共利益得以增進，從而形成各階層共贏的合作博弈局面。

美國沒有貴族，但在工業(yè)化進程中形成了壟斷財富和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導致貧富懸殊、社會沖突、環(huán)境惡化，這些人的品性比英國貴族要差。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迅速成長起來的新中產階級（佔中產階級比例達六成以上）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尤其是那些有著強烈社會責任心的自由職業(yè)者（各類專業(yè)技術人員、企業(yè)管理者和政府公務員）擔負起了改造社會的責任，他們反對少數寡頭控制經濟和政治生活，高舉改革旗幟，掀起扒糞運動，倡導社會改革，要求控制壟斷者的行為，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監(jiān)管，賦予普通人均等的發(fā)展機會。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新的利益集團，如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它們推動了很多立法和政策的制定，對既得利益集團發(fā)揮了有力的制約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形成了類似美國進步運動前既得利益集團坐大的局面。處理這個問題要汲取他國的經驗，但不能跟著別人的屁股后面走。美國處理類似問題就跟英國不一樣，國情的確有差異，方式當然不一樣。

中國處理這個問題其實也有自己的優(yōu)勢。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個有著強大決策力和執(zhí)行力的政黨，它隻要意識到某個問題的嚴重性，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決策，迅速執(zhí)行。這一點受到很多詬病，但在處理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上是有一定優(yōu)勢的。黨內一致性的缺乏讓這種優(yōu)勢打了折扣，但黨的高層在必要時可以通過整黨來提升這種一致性。同時，讓在改革開放中有所鬆懈的執(zhí)政黨在這個過程中渙發(fā)新的生機。

其次，中國社會規(guī)模巨大，在表面的大一統(tǒng)下面，利益格局比較散亂，既得利益集團並非鐵板一塊。中央與地方之間，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交集並非想像得那麼大。這就減少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政治成本。各地在中央的調度之下，可以拿出自己的辦法，中央借此可以分散政治成本，從而不致於引起大的政治反彈。

第三，在處理既得利益集團的過程中，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的紅利還可以逐步釋放出來。毛澤東時代通過發(fā)動群眾來對付上層官僚，但群眾運動會帶來國家難以承受的負面影響。如果不發(fā)揮民眾的力量，僅僅通過領導自覺和僵硬的法律又很難奏效。將民眾的力量通過制度化的方式調動起來，制衡既得利益集團，是現代國家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中國有這方面的制度基礎，那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大代表應該做兩件事：一是將人民的訴求越來越多地通過人大渠道表達出來﹔二是履行美國“扒糞運動”的責任，專門調查、披露既得利益集團的違法、違紀、違規(guī)行為。人大代表每年要公開自己“代表選民做了哪些事”。如果沒有做好，應當承擔可見的政治責任。

第四，中國政府作出了加強社會建設的重要決策，在處理既得利益集團的過程中，可以有序地調動社會力量，讓它們在政府的調控下組織起來，走出一盤散沙狀態(tài)下民眾要麼政治冷漠，要麼狂熱激進的局面。在民眾政治冷漠之下，既得利益集團為所欲為，制造社會仇恨﹔在狂熱激進之下，既得利益集團又如驚弓之鳥，制造經濟危機。中國的社會建設應該在這個過程中成熟起來，既不能讓既得利益集團為所欲為，又要給予他們一定的生存空間，不能讓他們加害於經濟發(fā)展。

總之，中國隻要利用好自身的優(yōu)勢，既得利益集團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的處理，並能夠借此讓中國社會、政治邁上一個更高的臺階。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