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有著永恒的價值。

遵義會議鮮明體現了黨堅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品質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以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斗爭，把紅軍的指揮大權完全交給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廢棄過去四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與用新式裝備武裝起來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結果是敵人步步推進，紅軍屢遭嚴重損失，苦戰一年，仍未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不得不撤離根據地，實施戰略轉移。由于部隊實行大搬家式的行動，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

湘江戰役之后，紅軍的指揮任務已經轉移到周恩來肩上，毛澤東關于改變行軍方向的正確主張得到周恩來等的支持，先后經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激烈爭論，人們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有了基本一致的認識，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2月8日，在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認為，遵義會議決議全面、系統反映了會上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錯誤的成果，集中反映了當時黨和紅軍的智慧，站在全局的高度，對遭受嚴重損失后的革命如何堅持，如何恢復和發展，如何打開革命新局面，進行了總體設計。決議明確指出：“政治局擴大會指出過去黨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黨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黨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自我革命。通過這次自我革命，黨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者的軍事指揮錯誤，不僅開啟了紅軍長征從遭受嚴重挫折到勝利的新征程，而且開啟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新征程；通過這次自我革命，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黨更強大了。

遵義會議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

20世紀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中國共產黨內，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俄國革命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其中，王明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由于具有理論色彩，具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使人們不容易識別其錯誤和危害。加之王明等直接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來不贊成或批評王明的人轉而贊同并支持他。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重視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遵義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一路線，“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會議還批判博古、李德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樣犯了原則上的錯誤，“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式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由于經常避戰，“就使得紅軍士氣不能發揚，過分疲勞，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減員到空前的程度。”會議的結論是：“單純防御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拼命主義，或者是逃跑主義，此外決不能有別的東西。”

遵義會議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戰略戰術原則，恢復了中央蘇區前四次反“圍剿”的正確戰略戰術原則，要求“紅軍各級指揮員具有高度的運動戰戰術”，“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

由于遵義會議確立了符合中國紅軍作戰規律的正確戰略戰術原則，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變換作戰方向，處處主動。盡管在遵義會議之后，中央紅軍仍多次改變戰略進軍方向，但都是從敵我情況、群眾基礎、地理條件等實際情況出發作出的，避免了遭受慘重損失，甚至是全軍覆滅的命運。由于思想方法對頭，一步一步朝著保全自己的地方走，最終找到最佳落腳點，勝利實現了戰略轉移的目標，完成了長征。

遵義會議是在緊張的戰爭形勢下進行的，在短短的三天時間里，對多年來黨的工作中所有重大問題的是非展開討論，是不可能的。因而，會議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盡管如此，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全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打開了道路。

遵義會議開啟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

在遵義會議以前，由于黨的理論水平和實踐水平還不高，不能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一些實際問題要靠共產國際、聯共（布）指導和幫助來解決。

在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由于博古、李德推行逃跑主義，使紅軍幾乎處于絕境。不解決當時最主要的軍事指揮錯誤問題，黨和紅軍有可能面臨覆滅的命運。就在這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通信聯絡中斷了。中共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后，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是通過上海中央局進行的。當時上海中央局有三部電臺，一部可與中央蘇區及其他蘇區聯系，一部與共產國際聯系，還有一部是備用電臺。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之時，中共中央駐上海代表盛忠亮于1934年10月5日被捕叛變，之后不久上海中央局的有關報務工作人員也相繼被捕叛變，三部電臺都遭到破壞。這樣，自長征出發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就完全中斷了聯系。

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緊迫的形勢逼著中國共產黨去獨立自主解決當時面臨的實際問題。幸運的是，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條件。

其一，7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實踐，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批有實踐經驗、有威望的領導干部成長起來。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工作過，大革命失敗后，回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起義受挫后，率領部隊及時轉移到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樹立起工農武裝割據的旗幟。毛澤東創建井岡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建設黨與紅軍的經驗，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對其他革命根據地產生了很大影響。1928年10月，中共鄂東特委曾提出“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習仲勛在談到西北革命斗爭時曾說，在與敵人斗爭中，在與地方黨內機會主義斗爭中，“在毛澤東和朱德在南方發展革命武裝與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號召下，使我們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確的道路，鍛煉出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可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有很高的威望。

周恩來長期在中共中央工作，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和中央軍委書記，是黨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主要領導者。1933年春，與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取得了中央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殲敵的范例。周恩來是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上既有豐富組織、軍事工作經驗，又深孚眾望的領導人。

朱德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先后任紅四軍軍長、紅一軍團總指揮、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紅軍總司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被稱為“紅軍之父”。

其二，在黨內一些執行過“左”傾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同志在實踐中也逐漸認識到其危害性，開始從實際出發看待中國革命問題，并成為有威望的黨的領導者。

張聞天是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左”傾錯誤對革命的危害性。長征開始后，張聞天與毛澤東一起行軍，談論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同毛澤東的意見逐漸一致。他的轉變對糾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有重要作用。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王稼祥曾執行過“左”傾錯誤方針，但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開始認識到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多次同李德發生爭論。長征開始后紅軍處境日漸危急，王稼祥更加認為李德的錯誤指揮是把紅軍引向絕路。

其三，在各根據地也涌現出一批有實踐經驗、有能力、有威信的領導干部。在中央根據地有陳毅、彭德懷、聶榮臻、劉伯承、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李富春、鄧小平、毛澤民等，在贛東北有方志敏等，湘鄂西有賀龍、周逸群等，鄂豫皖有徐向前、鄺繼勛、曾中生等，湘贛有任弼時等，陜甘邊有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閩北有黃道等。

其四，廣大紅軍干部、戰士從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及長征開始后遭到嚴重損失的殘酷事實中，逐漸認識到這是“左”傾軍事指揮造成的結果。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許多干部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多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彭德懷甚至在廣昌戰役后罵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意見，但都沒有被接受。這種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在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軍事指揮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許多人認為，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黨和紅軍的前途極其危險。

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召開的遵義會議，不僅順利解決了當時面臨的緊迫問題，而且比共產國際、聯共（布）指導和幫助下開得更好，表明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陳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報告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時指出：“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成熟了。”

自遵義會議開始，獨立自主便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原則。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堅持斗爭精神、正確開展黨內斗爭的典范

堅持敢于斗爭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遵義會議之前，黨在共產國際、聯共（布）指導和幫助下同錯誤傾向作斗爭時，在方式方法上往往存在過火或欠妥問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更是過分，他們不僅“無情打擊”犯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李立三等人和被他們認為是犯“調和主義”錯誤的同志，而且也打擊曾經反對過“立三路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一批重要干部。“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在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中開始貫徹后，他們對懷疑、不滿或者不支持的同志，動輒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兩面派”等帽子，加以“殘酷斗爭”，使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干部受到污蔑和傷害，給黨造成重大損失。

在遵義會議上，大家對博古等人犯的錯誤尤其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指揮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還是當作同志對待的，采取擺事實講道理進行幫助的方法。因為，博古等在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土地革命，武裝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等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根本綱領是一致的。李德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支援中國人民革命，其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到中央蘇區之前，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軍事顧問組成員，也為各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做了一定工作。盡管他們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但仍然是革命隊伍中的成員。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在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錯誤時，以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中的確切事實，證明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與會大多數同志贊同他們的意見。

陳云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曾說：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盡管如此，遵義會議后一段時間，博古仍是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雞鳴三省”會議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后，博古仍然是中央常委，并擔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重要職務。李德在遵義會議后雖然被解除了指揮權，但有時讓他參加一些軍事會議，并征求他的意見。至于凱豐，沒有因他對“毛張王”有不同意見而解除職務。

毛澤東后來同外賓談到遵義會議時指出：“我們采取的方針，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采取幫助的態度，所以我們團結了黨的絕大多數。”

遵義會議對“左”傾教條主義者采取幫助的方式，鞏固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博古等人也積極工作，在后來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遵義會議采取的黨內斗爭方式，為以后正確開展黨內斗爭提供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