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遵義，黔北重鎮，南臨烏江，北依大婁山，為由黔入川之咽喉。90年前，一場重要會議賦予它不可磨滅的歷史光輝——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召開擴大會議。這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2015年，習主席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時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

當年，《遵義會議決議》發出“勝利必然是我們的”豪邁號召。今天，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更要遵獨立自主之道、行敢闖新路之義，勇于開拓新局面、創造新奇跡。

——編 者

立春，萬物起始，萬象更新。

1935年的立春，為2月5日，農歷大年初二。對于長征路上的紅軍來說——春天，早早地到來了。

這年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黨和紅軍在生死攸關時刻，第一次行使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權力，選擇毛澤東同志作為領路人。一條去向渺茫的“絕路”，由此開始驚天逆轉。

那個多雨的春天，毛澤東率領紅軍馳騁在川黔滇邊萬水千山之間，周旋于國民黨軍圍追堵截之中，跳出了包圍圈，奪回了主動權。朱德同志由衷感慨：“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的“成人禮”，毛澤東軍事生涯的新起點。

生死之地

“空使湘江江上竹，至今猶染淚痕斑。”

佇立于落日余暉下的廣西全州湘江鳳凰嘴渡口，我的眼前仿佛一片血紅顏色，耳畔的江風如同凄厲的槍聲。

90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殘陽如血的冬日黃昏。1934年12月1日，當最后沖出敵人包圍的紅8軍團一路拼殺到湘江邊，鳳凰嘴渡口已是紅軍掌握的唯一一條生命通道。

頭頂，敵機俯沖轟炸；身后，追兵潮水般涌來。從死亡縫隙中艱難渡過湘江，這個原本1萬多人的軍團僅剩下1300余人。

湘江，成了中央紅軍生死之地。激戰5天5夜，出發時8.6萬余人的紅色大軍銳減至3萬余人。

14位師團級指揮員倒在血泊之中。時任紅4師師長張宗遜回憶：“紅10團團長沈述清在戰斗中英勇犧牲，紅4師參謀長杜中美接任紅10團團長指揮戰斗，不久也壯烈犧牲了。滿山都是尸體，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紅了。”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盡埋英烈骨。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一段悲壯的民謠，從此在湘江兩岸流傳；一江鮮紅的江水，成為幸存者揮之不去的記憶……

悲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從井岡山斗爭創建第一塊紅色根據地，到古田會議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再到開辟贛南閩西中央蘇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于挫折中奮起，在逆境中前行，闖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之路。

“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在贛江之畔、在武夷山下，年輕的紅色隊伍一次次上演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活劇——

第一次反“圍剿”，紅軍以4萬兵力對抗擁有飛機大炮的國民黨10萬正規軍，5天之內連打2個勝仗，殲敵1.5萬，活捉敵“前敵總指揮”兼第18師師長張輝瓚。

第二次反“圍剿”，紅軍3萬兵力，面對的卻是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指揮的20萬“圍剿”大軍。結果，紅軍半個月內“長驅七百里、連打五勝仗”，殲敵3萬。

第三次“圍剿”紅軍，蔣介石嫡系部隊精銳盡出，敵我之比為30萬∶3萬。最后的結局還是紅軍大勝：轉戰80余天，6戰5捷，殲敵17個團3萬余人。蔣介石鎩羽而歸，發出“如欲剿滅‘赤匪’，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的無奈之嘆……

毛澤東自信地說：“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

毛澤東所說的戰略戰術，就是在反“進剿”、反“會剿”、反“圍剿”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它包括：“誘敵深入，慎重初戰，集中兵力、各個殲敵”三項作戰原則；“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三種作戰要求。

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戰術，盡管國民黨軍出動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朱毛”紅軍反而越“剿”越強大，紅色根據地越“剿”越鞏固。即使在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統帥崗位后，朱德、周恩來靈活運用這一戰略戰術，依然粉碎了第四次“圍剿”。反之，忽視和放棄了這樣的戰略戰術，照抄照搬蘇聯紅軍作戰方式，紅軍先敗于第五次反“圍剿”，后敗于湘江之戰，損失一次比一次大。

痛定思痛。接連的慘敗，宣告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左”傾教條領導的破產。時任紅5軍團參謀長劉伯承回憶，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前路茫茫，何去何從？

危急關頭，毛澤東敏銳洞察敵我雙方態勢，建議放棄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轉頭向西，到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為什么一定要去鉆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

湘南通道，這座歷史上曾為楚越分界走廊上的小城，在1934年12月12日這一天，成了黨和紅軍的“轉運之地”。

時隔多年，擔任過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的伍修權，還對當時的細節記憶猶新：“軍情緊迫，部隊、領導都很狼狽，李德、博古等人都一籌莫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見。因為毛主席的意見是很有說服力的。”

方強將軍曾向我講過長征前后他親身經歷的兩個故事——

1934年4月，筠門嶺失守，中央根據地南大門洞開。身處逆境的毛澤東來到地處前線的會昌，指點時任紅22師政委的方強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官兵心中的愁云一掃而光。欣喜之余，毛澤東登上會昌城外嵐山嶺，留下了一闋著名的《清平樂·會昌》：“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血戰湘江后，擔任軍委縱隊干部團總支書記的方強，也與絕大多數官兵一樣，為紅軍的前途憂慮，“突然改變行動路線，猶如一著高棋，把滿盤皆輸的局勢緩和下來，我們的雙腿也變得有勁了。這是誰的主張？我偷偷地問政治保衛營營長吳烈。他故意眨眨眼睛，然后把嘴巴湊到我的耳旁，悄悄告訴我一個名字——毛澤東。”

通道轉兵，峰回路轉。12月15日，紅軍占領貴州東南部黎平縣城。3天后，在長征途中召開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這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之后，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確下來。黎平，由此被稱為“曙光之城”。

黔軍“雙槍兵”不堪一擊，紅軍一路疾進，直抵烏江南岸。在一個叫作猴場的集鎮，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跨年”會議——猴場會議。

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決議是，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等于剝奪了李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后來回憶，“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

新一年的第一天，烏江之戰打響。朱德下令：“全軍每人發元旦菜金兩角，以資慰勞！”

黔軍眼中的烏江天險，未能擋住英勇的紅軍。紅軍突破烏江，攻占遵義，將國民黨追兵甩在了烏江南岸。

撥云見日終有時。《紅星報》以一篇題為《偉大的開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個戰斗》的報道，預言了一段新歷史的開端。

轉折之城

黔北重鎮遵義，南臨烏江，北依大婁山，為由黔入川之咽喉，當時擁有5萬多市民。

這是紅軍長征途中占領的最大城市。在遵義以北桐梓，不少紅軍戰士第一次見到電燈。老紅軍方槐回憶，“戰士覺得燈泡這個東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有的戰士甚至還試圖用來點煙。”

遵義，也是紅軍長征中停留時間最長的城市。就在部隊官兵忙著宣傳群眾、擴大紅軍的時候——黔軍第2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內，一次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會議正在悄然進行。此刻，這棟帶院子的二層小樓為紅軍總司令部駐地，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和剛剛復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住在二樓。

楊世林時為紅1軍團警備連的一名戰士，主要負責中革軍委警衛任務。他回憶：“也許是因為保密的原因，三天的會議都是晚上開始，凌晨結束。15日那天，博古來得最早，披著大衣，沉著臉。隨后，毛主席和張聞天也趕來了，兩人低聲交談。不一會兒，王稼祥被擔架抬來了，他用肘部支撐起半個身子，沖警衛戰士點頭微笑。李德來得最晚，穿了一雙看起來很沉的大皮鞋，緊握著煙斗，一路無言。”直到晚年，楊世林依然清楚地記得會議結束時的情景，“毛主席出來得最早，一臉輕松。走得最晚的是博古。他站在大門口，低著頭默不作聲，警衛員喊了他兩聲，他才醒過來似的。”

18歲的楊世林那會兒自然不會知道這三天的會議內容。同樣擔負會議保衛任務的紅11團警衛連連長王道金回憶：“遵義會議這個叫法，我們是到云南扎西以后才知道的。營教導員說，中央開會了，開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請出來工作了，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

90年過去，楊世林當年負責警戒時小院中的小槐樹，已成參天大樹，從根部分開生長的兩條高大樹干，一如象征勝利的“V”字。

歷史關鍵之處，往往只有幾步。遵義會議，這一偉大轉折，恰好位于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間軸的中點。

道路決定命運。照搬別人的理論寫不出自己的歷史，復制別人的模式開辟不出自己的道路。

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國共產黨在付出血的代價后走向成熟，也更加堅定了自己選擇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形象地說，“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我們過去就是由先生抓著手學寫字。從1921年黨成立到1935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一個政黨走向成熟，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核心；越是生死關頭，一支隊伍的核心越重要。這，同樣是黨和紅軍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真理。鄧小平后來說，在黨的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遵義，轉折之城。從此，黨心歸一、軍心歸一——中國革命的航船有了偉大的掌舵人。

得意之筆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張拉彎的弓背。40萬國民黨軍，在這張弓上蓄勢待發。箭頭所指，是毛澤東率領的不足3萬人的紅軍。

這就是遵義會議后，紅軍面臨的嚴峻局面。

蔣介石命令各路大軍務必圍殲紅軍于烏江西北地區；北渡長江進而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似乎成了中央紅軍絕地重生的唯一選擇。毛澤東設想，趁年關臨近，川軍江防麻痹、國民黨追擊軍尚在途中之際，秘密過江，擺脫敵人圍追堵截。

北上渡江，必先攻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赤水城。怎料，紅1軍團先頭部隊進抵赤水河畔，赤水城已被川軍先行占領。與此同時，在土城方向，紅3軍團等后續部隊則遇到了川軍郭勛祺部尾隨追擊。

土城至赤水盡是深山峽谷，如果郭勛祺部得以立足，紅軍就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偵得郭部只有兩三千人的兵力，毛澤東決定以紅軍5個師以及干部團的絕對優勢兵力，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殲滅戰”。

然而，從拂曉戰至黃昏，雙方仍然呈膠著之勢。原來，川軍并非情報中所說的2個團，而是2個旅，另有2個旅的援軍正在趕來。

眼看短時間內取勝無望，中央政治局連夜命令停止與敵人糾纏，暫時放棄北渡長江計劃，避實就虛，西進川南。

1935年1月29日，紅軍第一次渡過赤水河。

赤水河，發源于烏蒙山北側，流經云貴川接壤地區，因豐水期含沙量高、水色赤黃而得名。

紅軍撤至一個叫作“雞鳴三省”的地方，已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的爆竹聲，未能驅散毛澤東的愁緒。土城之戰，雙方損失均為3000人左右。在毛澤東眼中，敵我力量如此懸殊，即便慘勝也意味著失敗。若干年后，他還對這一戰難以釋懷：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軍沒有消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場敗仗。

與毛澤東此時的心境迥然不同，進入人生又一個本命年的蔣介石顯得躊躇滿志。雖然情報顯示毛澤東已經重獲指揮權，但在蔣介石看來，遭遇湘江之戰重創的紅軍已是強弩之末，“不難就擒”。春節期間，他又一次登臨廬山，下達了《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懸賞生擒朱德、毛澤東等紅軍主要領導人，獎十萬大洋……國民黨報紙宣稱，“匪子彈用盡，患病亦多，實無戰斗力量與勇氣”。

強敵環伺，缺槍少彈，仗該怎么打？

大年初五，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縣大河灘召開會議，正式通過《遵義會議決議》。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在威信縣城所在地扎西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新的戰略方針，鑒于川軍全力封堵紅軍北進，決定改變原定北渡長江的計劃；同時決定紅軍進行整編，徹底改變長征以來“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局面，史稱“扎西整編”。

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整編。中央紅軍由30個團縮編為17個團，機關和后勤人員大幅度壓縮，充實基層；早已成為部隊沉重負擔的造幣機、造彈機、印刷機等笨重機器和器材，一律處理掉。長征開始后大搬家式的長蛇陣沒有了，機動靈活、善打運動戰的紅軍隊伍又回來了。

趁著國民黨軍幾十個團匆匆在長江南岸布防阻攔，貴州兵力空虛，毛澤東再度揮師黔北，殺了敵人一個回馬槍。2月18日至21日，紅軍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取桐梓、奪婁山關、重占遵義城，5天內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追剿”軍吳奇偉部2個師又8個團。

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落荒而逃的吳奇偉下令砍斷烏江上的浮橋，尚未過江的敵人和大批武器，全部為紅軍俘虜和繳獲。紅軍斃傷敵2400余人，俘敵3000余人，繳獲步槍2000余支，輕重機槍及自動步槍30挺……

每一面勝利的戰旗上，都浸透著烈士的鮮血。就在二占遵義的戰斗中，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倒在了紅11團政委張愛萍懷中。“子彈從前額打進、從后腦出來，血流得很多，我的手臂都染紅了。”1996年，86歲的張愛萍將軍向我談起鄧萍，淚水潸然。

長風掠去硝煙，晚霞染紅群山。眺望巍巍婁山關，毛澤東吟誦出不朽名句——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赤水兩岸，毛澤東指揮紅軍聲東擊西，以一當十，調動敵軍狼奔豕突，導演出戰爭史上的千古絕唱——四渡赤水。

失誤之后撥亂反正，危難之際絕處逢生。回憶這段戰斗歷程，劉伯承寫道：“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1935年5月9日，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從此擺脫國民黨重兵追擊攔截，度過了長征中最為危險的時期。

那一天，是農歷立夏第三天，春天剛剛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