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烏江南岸的甕安縣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會議重申由毛澤東同志提出并經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周恩來同志后來說：“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這里所說的“遵義會議前夜”就是指猴場會議。

一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地處湘桂黔三省交界處屬黔西地區的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與會多數同志贊同毛澤東向貴州西北進軍的主張，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

19日18時，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簽署《關于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的決議》，部署紅軍各部隊最近時期的行動。“野戰軍大致于23日可前出到劍河、臺拱（今臺江）、革東地域”，并要求紅2、紅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分別鉗制湘黔川之敵。

20日，中央紅軍從黎平出發，經過南加堡、革東、施秉，于31日進至烏江南岸地區。表面上看，中央紅軍轉兵貴州的戰略行動即將完成，其實不然。由于種種原因，此前召開的黎平會議雖然解決了中央紅軍最為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但缺乏必要的思想保證和組織保證。李德等“左”傾錯誤領導人對放棄進軍湘西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是不情愿的。對于這一點，周恩來后來回憶道：“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在中央紅軍到了烏江地區后，李德等人的這種不滿，仍面臨著是渡烏江進入黔北地區，徹底放棄去湘西的計劃；還是由烏江岸邊掉頭，沿紅6軍團西征故道，經余慶、石阡北上黔東北，再轉入湘西的最后抉擇。遵義會議《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指出：李德等人在“紅軍到了烏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況變化提出在川黔邊轉入反攻消滅蔣介石追擊部隊的任務，而只看見消滅小部黔敵以及消滅所謂土匪的任務”。此時，李德等人仍然堅持不要渡過烏江、要向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李德這時還是“三人團”的主要人物，仍然把持著中革軍委。因此，烏江邊上發生的爭論，不可避免地嚴重威脅著轉兵貴州這一戰略行動的最后完成，也威脅著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設想的實現，結果便促使了猴場會議的召開。

二

12月31日，中央紅軍進至烏江南岸地區。15時左右，紅軍總司令部到達猴場（今草塘）。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人大多住在猴場西北約1公里的宋家灣“一顆印”四合院。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特色四合院，建于1912年。四周用青磚砌成墻，高約7米，內有正廳5間，廂房、下廳齊全，石嵌天井，墻左側有碉堡、馬房，正廳后面有花園，桶墻右側竹林掩映，后山古木參天，是猴場當時難得一見的大宅院。

部隊進駐猴場后，忙著準備過了新年就強渡烏江，挺進黔北。這時，博古、李德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2、紅6軍團會合。在軍情緊急的形勢下，為進一步消除分歧、統一思想、明確紅軍的戰略方向和行動方針，在政治局多數同志的要求下，當晚，中共中央在宋家灣召開政治局會議。

這次會議從當晚一直開到次日凌晨，成為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博古首先發言，依舊老調重彈，提出要中央紅軍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隨后與紅2、紅6軍團會合。他話音剛落，毛澤東就發言指出，“不能走回頭路”，去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是行不通的。同時，毛澤東重申應該尊重黎平會議作出的決議，中央紅軍應該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

隨后，王稼祥、張聞天、朱德、李富春、陳云相繼發言，他們全力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當李德從翻譯伍修權處得知大家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后，暴跳起來，咆哮地吼道，現在必須回頭東進湘西，這是得到共產國際同意的，決不能更改。毛澤東反問：共產國際已經與我們失去了這么久的聯系，事情都是發展變化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湘江戰役的失利就是打的“糊涂仗”。目前，國民黨軍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了“口袋陣”等著紅軍去鉆，怎么能去鉆呢？持續了近10個小時的會議，就是這樣激烈進行著。隨著其他大多數與會同志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博古顯得心余力絀，坐在一旁默然無語，李德也顯得越來越理屈詞窮。最終，會議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回頭東進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中央紅軍立刻強渡烏江，攻占遵義。

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中央紅軍渡過烏江后，“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2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澈（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寫道“會議遲遲不散，致使他（毛澤東）的警衛員開始發愁他們準備好的年夜飯可能要耽誤了”。索爾茲伯里接著寫道：“政治局會議終于結束了，外面陰沉的天空又紛紛揚揚地落下了雪花，警衛員在送毛（毛澤東）回住處的路上，興致勃勃地對他講著他們準備怎樣吃年夜飯的打算。聽著聽著，毛（毛澤東）高嗓門地對他們說，今晚不能大吃大喝，必須搶在敵人三個師之前趕到烏江。”毛澤東說此話時已是1935年1月1日凌晨。

會議針對李德無視軍委集體領導的狀況，《決定》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它使政治上正確決定的實施，獲得了組織上的保證，為隨后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奠定了重要基礎。

會議責成書記處與軍委保持同紅2、紅6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密切聯系，加強對于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領導，使他們以積極的行動來配合我們的反攻。這無疑使紅軍內部的團結力、凝聚力進一步得到增強，為以后全國各地紅軍正確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奠定了基礎。

三

猴場會議堅決執行黎平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延續了黎平會議的精神，完成了中央紅軍轉兵貴州的戰略轉折，使黨中央召開遵義會議的設想得以實現。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葉劍英等又及時部署和組織了突破烏江天險的行動，并指揮中央紅軍向黔北廣大地區進軍。

從2日開始，中央紅軍分別從余慶縣回龍場、甕安縣江界河、開陽縣茶山關三個渡口渡過烏江，相繼開進烏江以北地區。至此，早在通道會議即開始醞釀、由黎平會議最先提出的轉兵貴州的戰略行動，才算最終完成。因此，猴場會議的召開，對中央紅軍轉兵貴州、創建川黔邊新根據地的戰略行動，起了關鍵作用。到這時，中央紅軍才暫時擺脫了數倍敵軍的圍追堵截，在黔北地區獲得寶貴的休整時間。黎平會議關于召開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設想，才可能在遵義實現。

為慶祝新年，朱德發布命令：每人發元旦菜金兩角，以資慰勞。會后，中央紅軍向有天險之稱的烏江挺進。至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把國民黨軍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7日，中央紅軍占領黔北重鎮遵義。

猴場會議是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的繼續，也為隨后召開的遵義會議做了重要準備。這次會議，不僅中央紅軍新的戰略方針得到進一步確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路線得到進一步肯定，為遵義會議徹底解決軍事與組織問題、順利實現黨和紅軍最高領導的改組，奠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直接基礎，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恢復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掃清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