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同志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今年是陳云誕辰120周年。上海解放后，國民黨及其背后的資本勢力不甘于軍事上的大潰敗，意圖在財經戰線上發起反攻。1949年7月，陳云臨危受命，赴上海主持全國財經會議，并主動亮劍、果斷出擊，在破舊、立新、筑基中實現上海經濟秩序的整體穩定，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共產黨不僅有能力取得軍事上、政治上的勝利，也有能力為新中國經濟“把舵護航”。

重拳出擊，打破舊秩序

解放初期的上海，面臨極其嚴峻、錯綜復雜的經濟斗爭形勢。

持續十多年的通貨膨脹、物資匱乏，讓國民黨發行的百元法幣購買力在新中國前夕急速下降：1937年可購兩頭牛，1938年可購一頭牛，1945年僅可購兩個雞蛋，到1949年連一粒米都買不到。同時，國民黨利用所謂的金圓券改革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導致一些人心有余悸，對新政權持懷疑態度、對人民幣持貶值預期。投機資本借勢叫囂：“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p>

面對挑戰，陳云聯合人民政府接連出擊：

一是拋售銀圓對沖。僅1949年6月5日，就投放10萬銀圓，對沖市場上的銀圓暴漲。當時，上海私營銀行或錢莊超過200家，零散的投機分子更是難以計數。由于投機勢力“異常強大”，相關措施取得的成效有限。

二是打通人民幣流通渠道。陳云主張，“銀圓之戰”作為經濟之戰，應發揮市場的作用。為此，人民政府開辟了一系列人民幣流通渠道，增加使用場景、提升本幣地位，包括鐵路運輸、稅收、市政公用等領域必須使用人民幣。

三是搗毀“投機大本營”。為從根源上消滅投機勢力，陳云專門起草指示文件并認可人民政府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決定。1949年6月10日，直接抓捕銀圓投機分子200余人，查抄黃金3000多兩、銀圓近4萬枚、人民幣1000多萬元，還有大量美元和重要物資。

投機資本不甘心“銀圓之戰”失敗，又轉向流通領域，“兩白一黑”問題洶涌而至?！皟砂住碧刂复竺缀兔藁?，“一黑”指的是煤炭。面對通脹來襲，陳云采取“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的策略，指示（密電）貿易公司分三輪統一拋售糧食、紗布等重要物資。同時，通過金融手段回籠貨幣、平抑物價，通過行政手段查處違法違規的地下錢莊、商號和私營行莊，抽空投機資本的資金池。

這一系列綜合舉措一舉結束了上海持續十多年的通貨膨脹局面，徹底打破了國民黨與投機資本相互媾和的局面，為開創上海經濟新秩序創造了條件。

提振生產，開辟新局面

陳云敏銳地意識到，要長期穩定上海經濟形勢，必須在“廢墟”上孕育新秩序，以提振生產。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他提出了“協調各方、統籌部署”的工作思路，進一步發揮新中國的制度優勢、治理優勢。

第一，以“交通網”培育“市場網”。

交通是經濟的杠桿，上海解放初期的問題，是“有無大米，有無棉花”，其中的關鍵在于“有無運力”。當時的上海，作為全國的經濟中心，人口超過430萬，是第二名天津人口的2.5倍。只有建立起四通八達的運輸網，才能負擔起龐大的物資壓力，才能推動貿易市場的發展。

陳云針對上海水陸交通現狀，制定了三大政策：一是以人民軍隊為保障、以群眾動員為支撐，快速修復國民黨遺棄、破壞的鐵路、汽車、船舶等運力，有效盤活交通運力存量；二是聯合個體和私營交通，建設交通聯運網絡，擴充交通運力；三是組織華東財委設立交通專門機構，統籌華東交通調度、提升交通管理效率，并配合中央交通部整合長江運力。

疏通水陸交通網，上海與周邊地區的貿易成為可能，以上海為核心的貿易市場得以逐步活躍起來。1952年4月至5月，上海舉辦了歷時13天的華東土產貿易會，正是發揮了交通網對市場網的杠桿效應。

第二，以“新金融”支援“新生產”。

先看公債發行。新中國第一筆國債，又被譽為“勝利折實公債”，就是在穩定上海經濟秩序期間發行的。陳云負責擬定《華東地區發行人民公債條例（草案）》，科學指導上海及華東其他城市的公債發行。上海作為金融中心，不辱使命地承擔了3000萬份的公債額，占全國公債額的近1/3。

再看資金貸款。當時，“許多大、中廠負債多，難以維持，要求貸款，否則有大批倒閉之險”。為了重整、恢復上海工商業，陳云指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對涉及國計民生的領域（如紡織、交通運輸等）予以資金貸款，并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資金蓄水池，吸納居民存款。截至1950年9月，對上海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支持超3600億元（舊幣），有力推動了上海原有生產力的恢復以及新生產力的發展壯大。

接著看稅制改革。陳云把稅收視作新中國財政的“第一個籌碼”，指導了新中國稅收制度的建立完善。針對上海及全國面臨的赤字局面，他鄭重提出“統一財稅、完善管理、開源節流”等政策，實現“接近收支平衡”，提升政府財政能力，確保經濟穩健發展。

第三，以“人才化”推動“工業化”。

延安時期，陳云曾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49年12月，陳云在全國鋼鐵會議上明確指出，“技術人員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不可缺少的力量”。他還進一步結合上海解放初期的現實狀況，制定了三條人才政策：

一是舊職員技能提升?！艾F在是我們管理國家”，舊職員“這個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從財政上著想”。陳云提出對舊職員采取留用、培訓、轉業和改造等政策，維系生產、減少失業、穩定市場。在陳云的指示下，上海接收舊職員4萬余人，依據舊職員的工作能力、采取量才適用的方式：接近85%的舊職員直接安排了工作崗位、學習機會，剩下的舊職員（除個別極端分子外）基本得到了轉業、遣返等合理安排。

二是提升工人政治覺悟。陳云強調，要發揚上海工人的革命傳統，“多辦學習班，上大課”，指導工人從整體利益出發、推動勞資兩利，為公私兼顧奠定階級基礎。

三是建設人才蓄水池。通過擴大社會生產來吸納失業人口，發揮國家“加工訂貨”“以工代賑”的積極作用。據統計，僅1950年至1951年間，上海實施“以工代賑”工程200余項。與之相伴，上海新增職工40余萬，其中包括大量的工業技術類、財經管理類人才。

夯實基礎，催生新變革

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僅面臨穩定物價、恢復生產的緊迫任務，還肩負“引領新中國經濟向新民主主義轉變、最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課題。陳云高瞻遠矚、運籌帷幄，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宏觀、微觀等手段，構筑“五大基石”，積極發揮上海經濟中心的輻射效應和引領作用。

第一，打破舊的城鄉格局，建設城鄉互通基礎。

上海解放初期，受國民黨軍事封鎖與投機資本物資壟斷影響，上海城鄉之間、上海與周邊城鄉之間處于相對隔離狀態，城鄉、城際貿易困難。陳云高度重視“內部貿易自由”在開創經濟新秩序中的重大意義。

在《克服財政經濟的嚴重困難》中，陳云明確批判城鄉貿易的封鎖狀況，直言這種狀況對農民、城市勞動者以及國家建設“完全是有害無利”。他主張“城鄉兼顧、農工互助”，依托私營與國營的合作，激活城鄉廣闊的生產消費市場，建設工農產品交易平臺。

第二，推動上海工業發展，建設城市工業基礎。

提振工業是開創經濟新秩序的關鍵舉措。1949年10月，陳云兼任重工業部部長，進一步規劃和指導上海工業發展。

如注重工業結構協調。新中國初期，工業結構嚴重失調。以上海為例，輕工業產值占比超75%，重工業嚴重滯后。經過3年建設，上海重工業的年均增長率超50%，系上海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的2倍；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更是接近翻倍，為全國工業化源源不斷地提供電力、鋼材、水泥、紡織、機械設備和汽車配件等工業產品。

如注重工業發展自主。陳云主張關鍵機械設備（紡織類、鋼材類等）必須逐步擺脫對西方國家的嚴重依賴，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發展創造工業條件。

如注重加強政府領導。1951年7月，陳云在統戰部工商聯工作會議上對加強政府領導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明確加強領導就是加強國營經濟和國家計劃的領導，統一黨的政策領導是前提、是核心，并倡導成立全國工商聯，推動、協調經濟改組等。

第三，統籌組建財政機構，建設金融體系基礎。

在金融治理理念上，陳云提出金融治理必須秉承全局觀念，號召財經工作者自覺規避局部思維和本位主義，明確指出“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在金融機構職能上，陳云主張積極發揮中國人民銀行的總調度職能，包括對外匯、國庫、現金、稅收的調度等；在金融發展方向上，陳云提出一系列創造性觀點，如集中財力開展工業建設、“黨要管預算”等。

第四，統一調度重要物資，建設計劃生產基礎。

陳云高度重視中財委在調配、組織全國重要物資的重大作用，并擔任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主任。他結合群眾需求、市場狀況，對內提出“中財委從全國各地調集物資”。

以糧食的全國統一調度為例：1949年7月，陳云主持五大區（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財經領導干部大會，提出從東北、華中、華東等地區往上海運糧，解決上海嚴峻的糧食問題。當時，上海僅有20余天的存糧。經陳云統一籌劃，華東各地率先行動，江蘇的早稻米第一時間運往上海，浙江、安徽兩地隨即展開調糧。從8月開始，為進一步增加糧食供應，中財委從東北、華中、四川統一調集糧食4億多斤。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掌握的糧食達到十幾億斤，足以支撐一年半的糧食需求。

同時，陳云對外主張“桐油、絲、茶葉等重要土產的出口，也要由中財委管起來”。在全國海關工作人員代表座談會上，陳云進一步提出對海關制度開展“大變革”，要求推動“建設人民的新海關”。

第五，推動公私合營發展，建設公有經濟基礎。

“引領新中國經濟向新民主主義轉變、最終向社會主義過渡”，離不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陳云在穩定上海經濟秩序之時，充分意識到國營經濟的重要作用。他不失時機地推動公私合營，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初步奠定了所有制基礎。

在產銷端，協調公私企業關系。通過加工訂貨推動私營工商業的生產恢復，為私營工商業融入國家計劃生產開通渠道。在資金端，以國家貸款幫助私營企業擺脫資金周轉難題。這也是國家入股私營工商業的渠道之一。在管理端，加強私營工商業的職工培訓，號召改善經營方法、提升管理能力，并結合市場需求引導私營工商業的產能、克服生產的盲目性。

1950年，由榮毅仁負責經營的上海申新紡織公司，在人民銀行和國營經濟的幫助下，逐步解決資金困難和產銷問題，實現生產的恢復發展與經營管理的效率提升。

（作者分別為華東師范大學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陳云紀念館陳列編研部主任、全國陳云思想生平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