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谷牧作為我國經濟建設戰線的杰出領導人，在經濟特區的開創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積極協調，助力深圳特區的起步

　　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要落實興辦經濟特區這項重大決策，“需要說服各個部門支持，組織實施的工作非常具體，十分復雜”。

　　1979年9月，谷牧在廣東調研期間，習仲勛等詢問中央這次是要小搞、中搞還是要大搞，谷牧回答：“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

　　在“孫悟空精神”的感召下，廣東、福建兩省充分發揮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優勢，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大展拳腳。1979年，廣東、福建的外貿出口創匯分別比上年增長32%和30%，實現歷史新高。廣東、福建取得的成就是令人興奮的。1980年3月，谷牧受中央委托在廣州主持召開兩省工作會議，提出特區主要是吸收僑資和外資進行建設，舉辦特區的構想初步具體化，并改名“經濟特區”。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五次會議通過了谷牧組織起草的法規性文件《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中央給了政策，吸引外資也已初現生機。1980年7月27日，一場大暴雨造成羅湖一帶嚴重內澇，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和專家們被困新園招待所，水淹及腰。這使吳南生等意識到，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根除水患，并且羅湖最接近香港，可借此改變國門的面貌，吸引投資者。但問題是建設之初的深圳沒有啟動資金，難以開展“五通一平”等基礎建設。于是吳南生找到谷牧，提出沒有“酵母”做不成面包，能不能給點國家貸款作為“酵母”？谷牧認為可行，便答應幫助協調提供3000萬元貸款。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以3000萬貸款啟動”，成千上萬建設大軍開進深圳羅湖，羅湖橋北開始移山填湖。經過近一年的艱苦奮斗，羅湖口岸以嶄新的姿態迎接全球投資者的到來。

　　頂住壓力，下定“火燒趙家樓”的決心

　　谷牧曾提到，“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舉辦經濟特區，馬列主義經典里找不到，是史無前例開創性的社會經濟實驗”。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已經被撬動，但是開門后迎來的是發展的春風，還是洪水猛獸，在人們的思想中猶疑不定。

　　當時許多部委在相關文件上都會特意加上“廣東和福建概不例外”，這使廣東省委在落實政策過程中深感“特殊政策不特殊，靈活措施不靈活，先走一步難先走”。1981年5月底，谷牧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工作會議，他強調“在執行中發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現象”，“應當敞開思想，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這次會議直面問題，初步理順了中央有關部門和兩省之間的條塊關系，進一步推動了松綁放權。

　　但好景不長，1981年第四季度，東南沿海走私泛濫。12月，谷牧受命組建國務院打擊走私領導小組并擔任組長，采取嚴厲措施，把這股走私歪風壓了下去。但由于這次走私泛濫主要發生在實行開放政策的地區，有的人直接將走私販私的嚴重泛濫與對外開放和舉辦特區畫上等號，甚至夸大其詞說“深圳除了國旗還是紅的，其他都變白了”。

　　谷牧曾描述當時的情形：“本來應當進入草木芳菲陽春季節的經濟特區，卻很有點風雨蕭瑟的味道。”他堅定認為“舉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同志倡議、中央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國務院組織實施的一樁大事。所有這些，都沒有更改”。所以，他決定以“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態度，不去理會街頭巷尾的是非議論，“定要把特區干出個名堂”！

　　1982年初，經中央批準，谷牧選了何椿霖等8人組成特區工作組。谷牧向大家交了一次底，明確表示“對辦特區的認識并不是那么統一，議論很多，很敏感，我是準備讓人家‘火燒趙家樓’的”，“我不勉強你們哪一個”，強調“不論出什么問題，板子不會打到你們身上，只算我一個人的賬”。工作組面對的壓力很大，谷牧這次交心交底，給了大家很大鼓舞和信心。

　　3月到9月，谷牧率工作組接連到廣東、福建進行調研，并在北京連續聽取深圳等四個特區負責干部的匯報，狠下功夫，對特區的性質和功能、特區初步實踐的評價、特區管理的自主權等輿論焦點問題，進行了仔細研究，于11月形成了《關于舉辦特區工作的匯報提綱》，明確指出了經濟特區的社會主義性質，強調“它是我國自主舉辦的，我國政府行使完全的主權，與舊中國的‘租界’根本不同”。

　　直面問題，推動深圳發展進入新里程

　　1984年初，鄧小平到深圳等南方城市視察，其間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回京后，鄧小平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這顯示出中央擴大開放的決心，全黨全國深受鼓舞。谷牧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們迎來了對外開放的好形勢，可以說是一派‘陽光明媚’‘姹紫嫣紅’。”

　　1984年3月26日，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谷牧在會上指出：“我國的對外開放只是開了個頭”，“經濟特區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自加壓力，走在前面”。這一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放大連等14個沿海城市，我國對外開放范圍更廣、程度更深。在此帶動下，4個特區在這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達42.9億元，較1980年增長1.9倍，尤其是“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讓人驚嘆。谷牧敏銳地察覺到深圳高速發展勢頭的背后暗藏著“基本建設戰線拉得太長”的隱憂，開始有意識地引導深圳轉變發展思維。1985年2月下旬，谷牧在深圳召開的特區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特區不能滿足于蓋大樓，要辦成以工業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特區”。1986年，深圳果斷撤銷51座高樓的建設計劃，基建規模比上年壓縮30%，撤并了數百家經營不善的公司。陣痛之后，深圳特區很快迎來新的增長。從整體上看，1986年，4個特區外貿出口增長27%，其中深圳高達7.25億美元。

　　1987年2月6日，谷牧在深圳主持召開特區工作會議。會議肯定了1986年各特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所取得的成果和經驗。會后，國務院首次討論了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的問題，決定開始在全國進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特區建設由此進入新里程。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1979年至1988年這10年間，谷牧直接推動實施了鄧小平關于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他為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所作的貢獻和積累的經驗將被歷史永遠銘記。

　　（摘編自《百年潮》2024年第11期 米彥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