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0日，紅軍進占漳州城，并順勢控制南到漳浦、云霄，北至角美、長泰，東臨大海的大片崇山峻嶺和龍海平原，取得漳州戰役的重大勝利。

漳州地處閩南地區，經濟發達，是當時福建第二大城市。雖然中共領導的軍隊曾攻占南昌、廣州、長沙、吉安等中心城市，但因形勢緊迫、時間倉促等緣故，未能充分總結如何管理中心城市的經驗。為穩定城市社會秩序，紅一軍團早在龍巖休整時便向全體指戰員宣布：漳州是閩南的大城市，工商業發達，華僑很多，進城后一定要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執行保護工商業政策（《少小離家老大回：童小鵬回憶錄》）。進入漳州前，羅瑞卿、王良等將領又根據上級指示召開干部會，嚴肅地宣布進城紀律和注意事項，開展政治動員，做好進城典禮的各項準備工作。

20日上午8時，紅軍舉行入城儀式。劉忠將軍追憶，“我團走在最前頭，全團司號員集中作為前導，團直后面五個步兵連和機槍連，排成四路縱隊。快要進城門（北門）的時候，值星員一聲令下，軍號齊奏，紅旗飄揚，部隊合著整齊的步伐，歌唱著‘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街道兩旁掛著歡迎紅軍的紅旗，擠滿了群眾。他們滿面笑容地歡迎我們”（劉忠《從閩西到京西》）。

毛澤東身穿大褂，頭戴涼盔帽，騎著一匹白馬，跟隨部隊一同入城。21日，毛澤東在漳州芝山南麓的紅樓（即東路軍總部駐地）召開師長、師政委以上干部會議，要求向群眾宣傳革命、分發谷物，擴大紅軍政治影響，除軍閥兼資本家的財產沒收外，對其他民族資本家和中、小商人應采取捐助的政策，已沒收的都退還，還專門討論愛國僑領陳嘉庚的問題，強調要嚴格執行入城紀律，不許拿非公用品，不許打破東西。

漳州是中國著名僑鄉，城內華僑及華僑家屬甚多，如何執行革命紀律，如何對待華僑，對紅軍而言都是全新的考驗，“影響所及，決不只限于漳州范圍”（《聶榮臻回憶錄》）。打仗、籌款和開展群眾工作是紅軍的三大政治任務。蕭勁光回憶，漳州戰役前“紅軍是十分困難的，沒有鞏固的后方，單靠蘇區人民節衣縮食的供給是不夠的”。籌款籌糧、解決吃飯穿衣問題，也是漳州戰役中紅軍非常重要的任務（《蕭勁光回憶錄》）。

為順利開展籌款任務，1931年初毛澤東和朱德曾指示，籌款應與紅軍自身政治建設結合起來，“在籌款期內以籌款為第一目的，但仍須注意本身訓練”。進入漳州后，聶榮臻卻發現有的將士在籌款時拉著不肯交款的土豪到街上拷打，聶榮臻制止后表示此種做法“不僅得不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農民的同情”，“其結果只會是：鋪子關門了，人也逃走了，籌款籌不到，政治影響反而會搞得很壞”，“我們是紅軍，如果政治影響搞壞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錢，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財的財產都沒收了，都毫無意義”。

由于紅軍首次進入僑鄉地區，容易遇到新的問題，因此部分干部在開展工作時出現少數劃不清政策界限的現象。楊成武將軍回憶，“一開始，我們把穿皮鞋的、拿文明棍的、穿長袍的、戴眼鏡的、戴禮帽的，都當作土豪抓了起來，前后抓了一百多”（《楊成武回憶錄》）。毛澤東發現后，立即指示“部隊趕緊查清，把誤捉的都釋放了”（《聶榮臻回憶錄》）。耿飚所在部隊還組織學習《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政策》，獲得開明士紳及商界人士好評，稱贊紅軍是文明之師。

因之，紅軍攻克漳州后，城市秩序井然。陳嘉庚后來對聶榮臻談起紅軍在漳州的表現時是比較滿意的，認為紅軍很講信用。劉忠將軍也回憶，“城內秩序很好，商店照常營業，街道上除宣傳隊和調查的工作組外，很少有軍人在街上往來，偶爾見到也是排得整整齊齊的。我軍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工作，在街頭巷尾向廣大群眾宣傳我黨我軍的政策紀律和抗日的主張”。

為鼓勵和教育寧都起義后組建的紅十五軍，紅軍干部組織他們進城參觀，教育他們“要好好遵守紀律”，“通過參觀，對他們也是一次上課”（《唐天際談紅軍進漳和城市政策》）。毛澤東在漳州規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吉安時規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使部隊在政治建軍上提高了一步，擴大了紅軍政治上的影響力，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部隊應該如何遵守入城紀律和執行城市政策提供寶貴經驗。

除漳州戰事和城市紀律教育給紅軍將士留下難忘的記憶外，閩南文化和城市文化也給他們帶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從內陸到沿海，從山區到平原，空間地景的轉換給紅軍將士帶來不少文化“震撼”。楊成武將軍回憶：“海，多么遼闊呀！我們大部分生在山區，長在山區，參加紅軍以后又是在山區作戰，看慣了紅楓綠杉，山徑青苔；看慣了山區分散的依山形而筑的土打墻房屋；看慣了‘八大干’，即豆腐干、筍干、老鼠干、地瓜干等，而到了這里，一抬頭便是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到了海濱城鎮，真所謂‘目不暇給’了！這一切都讓我們這些從山溝里出來的人感到新鮮！”

師長陳光對李兆炳說：“我們來到了漳州，真像到了外國一樣，我們說的話老百姓聽不懂，老百姓說的我們也聽不懂。”（李兆炳《往事瑣記》）為避免語言溝通出現的困難，毛澤東強調“越是聽不懂話，就越要調查研究”（《楊成武同志談紅軍東征攻克漳州》），耿飚號召紅軍主動學習閩南話。有的則請閩南知識分子擔任翻譯，“我們講一句，他翻一句”（熊夢麟《回顧漳州戰役》）。蔡協民、李兆炳和林曼青都扮演過翻譯者的角色。

由于紅軍是在農村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進入漳州這樣的城市后難免對什么都感到新奇，尤其是充滿城市文化符號的飛機、電影、汽車、輪船、燈泡、留聲機等新奇事物。

紅軍進入漳州后，當地群眾把南郊機場停有飛機的情況告知劉忠、陳冬生，他們立即率部前往機場，繳獲兩架單螺旋槳、雙層帆布翼的小型偵察機。劉忠將軍回憶，其中一架在漳州外圍偵察時因飛得很低被陳冬生指揮的兩挺機槍所傷。繳獲飛機后，劉忠立即派部隊看守并報告師首長。紅軍繳獲飛機的消息不脛而走，“從軍團首長到連隊士兵，成群結隊地涌往機場，去看看‘它為什么會飛’”（《耿飚回憶錄》）。

戰士們朝著南郊牛圩的飛機場奔去，“過了一條河，就看到那里有衛兵看守著飛機，機務人員正在給飛機上油擦洗”（熊夢麟《回顧漳州戰役》）。楊得志回憶，“過去，我只見過敵機在空中盤旋、轟炸，沒見過自己的飛機，便很想去看看”，于是便與政委趕往漳州，走了20多里碰到同去看飛機的聶榮臻，便搭乘聶榮臻的車一同前往，“多少年我都忘不了這件事——第一次見自己的飛機是在漳州，坐的是半路截下的聶榮臻同志坐的大卡車”（《楊得志回憶錄》）。

聶榮臻則回憶，“部隊在漳州打了勝仗，情緒很高”“我和林彪還在飛機前面照了一張照片”。王宗槐此時也在現場，“我們去參觀時，一軍團的政治委員聶榮臻同志正在飛機前照相留念”，“那時，我們這些土里滾、地里爬的土佬兵，能在飛機前看個夠，這是多大的鼓舞呀！過去，聽到敵機的聲音，只得鉆竹林、臥地溝躲避它；如今，紅軍繳獲了敵人的飛機，終于有了自己的紅色飛機”，“看到它，我們的胸脯挺得更高了”《王宗槐回憶錄》。

入漳后的第三天，毛澤東也帶著將士參觀繳獲的飛機（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據童小鵬回憶，林彪、聶榮臻曾向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報告，請他們電告上海臨時中央設法請一名飛機駕駛員來漳州。幾天后，上海臨時中央果真派出一名會駕駛飛機的朝鮮籍同志，將飛機駕回了蘇區。

漳州解放的第十天，適逢“五一”勞動節。軍團政治部在中山公園召開萬人群眾和紅軍參加的慶祝大會，聶榮臻、羅明、王占春等領導在大會發表講話。大會進行時，技術人員把飛機開上天空，起初王宗槐以為是敵機，待飛機飛低時才看清機身上的“紅五星”，“知道是我們的那架飛機到廈門撒傳單歸來”。會場頓時沸騰起來，紀念大會成為祝捷會，大家熱烈歡呼：“我們也有飛機了！這是第一架紅色飛機呀！”

參加大會的耿飚也回憶，會場上“萬頭攢集”“在當時實在是一種奇觀”。那時聶榮臻便乘坐此架飛機到廈門上空散發傳單，楊成武回憶說：“駕駛員是臨時抓的差，對于飛機的機械性能、維修程度毫無所知。全國解放以后，一次我陪同聶帥下部隊視察，談到這件事，我說：那次飛行是很危險的。他笑道：那時都很年輕啊！”

電影同樣也給紅軍將士留下深刻印象。王宗槐將軍回憶頭一次看的電影是《武松打虎》，他說：“雖然是無聲電影，我們也倍覺新鮮，但不明白：貼在幕布上的人，為什么會動呢？”劉忠則回憶，“進漳州城后，軍團政治部組織了團以上干部到漳州電影院，看了一次《唐伯虎點秋香》的無聲電影（用字說明意思的）。我看后內心真高興，回來就同連的干部吹了一頓”。其他部隊紛紛表示也要觀影，聶榮臻最后只好讓紅軍輪流都看一次無聲電影，“紅軍看電影，這在全國紅軍中，還是首次”（《聶榮臻回憶錄》）。有的回憶，“在師直機關看了一次無聲電影”“土包子開洋葷、開開眼界。電影雖然沒有聲音，看到銀幕上人物的活動總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熊夢麟《回顧漳州戰役》）。葉子龍對漳州的觀影歷程也有清晰記憶，不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上演的電影是卓別林主演的無聲電影。

除第一次看飛機和電影的體驗外，很多紅軍將士在漳州還有其他難忘的“第一次”。王宗槐第一次接觸到留聲機和燈泡，有的人聽到留聲機以為有人藏在盒子里，把留聲機拆壞了；有的人聽說城里抽煙可以不用火柴，打火機一點就著，卻把電燈泡當成打火機。楊成武、耿飚、楊得志、王宗槐、劉忠第一次乘坐汽車、卡車或旅行車，他們回憶“車框兩旁有兩排凳子可坐人，其余的把背包放在車上，坐在背包上軟乎乎的，很舒服”“雖然那是搖搖晃晃的大卡車，我們興致卻高極了”。吳吉清第一次見識到自來水、電燈泡帶來的方便。楊成武第一次見到自行車，并與耿飚學會了騎自行車。

還有許多紅軍將士第一次看到探照燈、美鈔、火雞，第一次品嘗到肉松、海鮮、香菇、海參……（參見彭加侖《別》，丁玲主編《紅軍長征記》）對于毛澤東而言，攻克漳州的“戰果”還包括許多馬列著作。曾志回憶，她從廈門到漳州后陪毛澤東到龍溪中學圖書館找書，毛澤東對書情有獨鐘，“埋在書堆里整整待了兩天，挑出了好幾擔的書”（《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根據曾志和彭德懷的回憶，毛澤東在龍溪中學和漳州其他地區獲取的書籍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

漳州戰役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從群眾工作、宣傳革命和籌款而言，進占漳州的49天里，紅軍共招收蘇靜、李兆炳、李子芳等在內的900余名戰士，籌款100余萬元（《聶榮臻回憶錄》），數額遠勝于攻克長沙時的40萬元和東征山西時的30萬元（《彭德懷自述》），一定程度解決了中央根據地和紅軍在財政上、物質上都很緊缺的局面。而對于大多數來自內陸農村的紅軍將士而言，他們進入漳州的所見所聞以及置身其中的“第一次”，也成為日后集體記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