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國青年，延安穿軍衣，吃小米，住窯洞，為什么你愛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誠的青年，都想來‘朝拜’，都想來取得‘經典’。”

詩人柯仲平的《延安與中國青年》，用詩的語言講述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朝圣”延安的時代潮流和心路歷程。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全國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排除艱難險阻，投奔偏僻貧瘠的延安。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革命圣地召喚著知識青年

1936年11月，陜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來到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記》成名。1933年5月，她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在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著名人士的營救下，于1936年9月出獄。丁玲出獄后，立即逃離南京，成為第一位來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澤東專門為她寫了一首《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是毛澤東贈予現代作家的唯一詞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揚、何其芳、卞之琳、范文瀾、陳學昭等眾多知識分子從國統區來到陜甘寧邊區，來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偏僻小鎮，中共中央落腳后苦心經營，陜北的面貌煥然一新。1936年第一個正式到達陜北采訪的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陜北已經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杰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入蘇區以后就沒有看到過什么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違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里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她從南京來延安的路上，看到國民黨達官貴人醉生夢死，看到掙扎在死亡線上的難民乞丐。

正像斯諾、丁玲所說，積貧積弱的中國大地，出現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一邊是貪官多、難民多、乞丐多、傷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貧窮，污穢，灰暗；一邊是，“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朝氣蓬勃的延安以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和鮮明形象出現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

日寇鐵蹄踐踏中國，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危機。不甘心做亡國奴的知識分子和流亡學生，看到中國共產黨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紛紛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詩人何其芳說。

“上延安！”成為中國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觀。

1938年秋天，國民黨政府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設置了許多關卡，依然擋不住“上延安”的知識分子。

上延安！從西安到延安，大多數人是徒步去的。這一路，走一山來又一山，山山不斷；過一嶺來又一嶺，嶺嶺重重，得走十幾天。這一路，山高路險，還得突破一個關卡又一個關卡，應對種種盤查、刁難及危險。

上延安！詩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國民黨的高參，作家嚴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參的夫人，嚴辰扮作秘書，作家羅烽扮成勤務兵，畫家張仃扮作隨員，一路上經過國民黨的四十七道檢查哨卡，終于踏進邊區的土地。張汀興奮得不能自已，像個孩子一樣，倒在地上打起滾來，放聲大笑，又匍匐著，捧起邊區的一把黃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聞呀聞呀，他仰起脖子，搖著一頭烏黑的長發大聲朗誦：“啊！母親，我的母親！”

上延安！音樂家冼星海在抗戰大后方武漢看到，周圍許多人“報報到，說說笑，看看報，胡鬧胡鬧，睡睡覺”，天天就這樣混日子。他十分苦惱： “漸漸，我無法創作，我渴望一個能給我寫曲的地方。”這時，紅色延安向冼星海招手了。“延安這個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國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當時并不留意。到武漢后，常見到抗大、陜公招生的廣告，又見到一些延安來的青年，但那時與其說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說我注意他們的刻苦、朝氣、熱情。正當我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一封信，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聘我。我問了些相識，問是否有給我安心自由的創作環境，他們回答是有的；我又問：進了延安可否再出來，他們回答說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星海來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約，夫妻相約，姐妹相約，兄弟相約，親友相約，以至官長與部屬相約”。曾經參加辛亥革命任革命軍第一軍團秘書的汪雨相夫婦，帶著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加上兒媳、女婿一共28人，1937年奔赴延安。國民黨元老李錫九的女兒李之光和她的四個女兒，分別到了延安，李之光在陜甘寧邊區第一保育院擔任院長。四川萬縣的青年教師熊道柄率領妻子、堂弟、侄兒等7人，一路走到延安……

“天下人心歸延安”的情景，正如柯仲平寫的那樣：“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許多青年知識分子舍棄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風塵，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延安，加入革命隊伍。到抗戰后期，全國各地匯集到陜甘寧邊區的知識分子總共有4萬多人。

1939年3月，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向全國青年團體提議，每年的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延安青年的倡議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認可，遂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不久，國民黨就后悔了，他們看到全國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學習五四精神，都跑到延安去了——這樣的節日“很危險”。后來，國民黨政府將青年節由5月4日改為農歷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烈士殉難紀念日）。

“同志們，今天我們很快樂！”

——知識青年在延安受到禮遇與器重

在列強橫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國，中共中央苦心經營著陜北這片土地。毛澤東說，陜甘寧邊區一定“要做得比全國都好，不但成為抗戰的堡壘，而且要成為模范的抗戰堡壘”，“使邊區成為民主的模范，推動整個國家的民主化”。“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在全國的意義與作用。”

在貧瘠的陜甘寧邊區，在延安的山溝溝里，中國共產黨辦起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自然科學院、軍事學院、馬列學院等20余所窯洞大學，安排知識分子，招收青年學生。把一大群知識分子“養”起來，足見共產黨人的深謀遠慮與寬闊胸懷。

1938年年底，剛到延安的作家陳荒煤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過年，一起唱歌。他看見毛澤東站起來，歡喜親切地說：“同志們，今天我們很快樂！”陳荒煤的淚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說：“到了延安，我覺得我這個25歲的小老頭恢復了青春。蔚藍色的天空，到處飛揚著紅旗、《國際歌》聲，處處聽到親切的‘同志’稱呼；不論是首長或將領、學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軍裝，似乎是總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親切而又陌生，我經常激動得熱淚盈眶……”

一聲“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兒童團員，或荷鋤種田，或背槍打仗，或讀書學習……都是同志與同志、赤子與赤子的關系。

延安的生活異常艱苦。住的是窯洞，小米飯有時也吃不飽。許多同志的被褥被知識分子戲稱為“甲由申”：甲——蓋住了上半身，露出下半身；由——蓋住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申——蓋住中間的肚子，上面下面都露出來。漫長的冬季幾乎沒有地方洗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稱之為“革命蟲”“抗戰蟲”。生活盡管艱苦，但延安有燦爛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訊。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其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說：“搶奪知識分子是抗戰中的一個大的斗爭，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勝利，誰就可能有天下。”陳云用“搶奪”一詞，來說明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

延安黨政軍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陜甘寧邊區1939年頒發的《各機關津貼標準》將機關工作人員的津貼劃分為五級，最高的一級，5元，發給中央領導及各部門局長以上干部，中央領導張聞天、毛澤東都是5元；營團級4元，連級3元，排級2元，最低的五級是1元，發給勤雜人員和戰士。

延安知識分子（包括作家、藝術家、醫生、技術人員等）的待遇明顯高出黨政軍系統。《蕭軍日記》1940年9月26日記載了延安知識分子待遇的幾個等級：“甲等：每月12元，不做正常工作。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員：4元。”魯迅藝術學院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助教的津貼比中央領導人還高1元。魯藝美術系的丁里回憶：“黨中央對我們這一批外來的文化人，真是優禮有加，從生活上、工作上、學習上都是破格地對待……這一切，使我們非常感奮，我們都是盡我所能地投入工作，以報答黨對我們的希望和器重。”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政策吸引青年知識分子，優良作風和犧牲精神感召青年知識分子，寬闊的胸懷、優厚的待遇接納青年知識分子。

陳云在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團拜會上感嘆地說：“今天許多人歸向了共產黨，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記得1932年在上海開辦一個學校，訓練工人干部，只講6天，學生也只有6個。今天我們抗大就有幾千個學生，再加上陜公、魯藝、黨校，在延安就有1萬多個學生。1萬個跟6個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說10年以來，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招生了，一點沒有用，仍舊是絡繹不絕地來，沒有汽車用兩條腿走，男男女女從幾千里外都來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有工程師，有一個75歲的老頭子也來了。”最后，他用12個字概括共產黨的用人政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氣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愛護人。”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思想，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說得更加形象生動：“我們黨里頭，知識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現象。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我們要歡迎他們為我們黨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斗，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

革命的熔爐

——“洋包子”與“土包子”打成一片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時的心理是：“我就抱著試探的心，啟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時再出來。”

對于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中共中央定下“來去自由”的政策：“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也有不適應延安生活的同志，不久又離開了，何穆與陳學昭夫婦就是一個例子。

1938年8月，何穆和陳學昭夫婦來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結核病專家，分配到邊區醫院任肺科主任；陳學昭留學法國并獲文學博士學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邊區文藝界抗敵后援會。兩個人到延安后，工作積極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長貢獻給革命事業。可是日子一長，矛盾出現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認真，認為延安醫療界一些人有游擊習氣，他提出的正規化醫院建設的建議，因為戰爭環境、敵人封鎖而沒有被采納，他一時覺得工作被掣肘，不能發揮個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國統區的念頭；陳學昭也因為生活上的不適，愿意跟丈夫一起離開延安。離開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為何穆夫婦送行，他叮囑何穆，回到重慶后，有困難就與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聯系，并鄭重表示，若愿意回來，一如既往地熱烈歡迎。何穆夫婦于1939年1月離開了延安，回到重慶開了一家私人診所，面對昂貴的物價、特務的盯梢、黑社會的勒索，日子過得艱難，以致他們的男孩患病后因經濟拮據不能及時治療而夭折。他們想：連一個醫生的孩子都因為無錢醫治而死，這樣的社會有什么可取之處？經過重慶與延安的反復對比，何穆夫婦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兩個人都在1945年入黨。

1938年3月，蕭軍到達延安。毛澤東想見見這位聞名遐邇的魯迅弟子，派秘書和培元前去問候，和培元熱情地為蕭軍安排時間與毛澤東見面。蕭軍一點不領情：“我打算去五臺山打游擊，到延安路過，住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了！”毛澤東毫不見怪，親自上門拜訪。蕭軍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澤東的座上賓。蕭軍在工作中與一些作家產生矛盾，對延安的一些現象也看不慣，他性格熾烈，一次與人吵架時竟然拿出了刀子，還幾次提出離開延安。毛澤東多次與蕭軍談心，還寫信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蕭軍在延安感受到共產黨人對黨外文化人的真誠與包容，不再嚷嚷著離開延安。

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陜甘寧邊區，畢竟是來到一個全新的環境，這里有著與國統區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許多剛到的知識分子面臨著不適應、與軍民融合不到一起的問題。同時，中共黨內軍內的一些同志還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識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識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

毛澤東在《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批評一些同志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對如何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出明確要求：“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切實鼓勵工農干部加緊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工農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這些要求，體現了把知識分子納入黨的體制、改善黨的結構的戰略思考。

“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以及下功夫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工農的知識分子化”“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軍隊”的重大舉措。

中央出版局翻譯和出版了大批馬列著作，中宣部編印的《整風文獻》規定了22個必讀文件，引導青年知識分子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在魯藝教書的詩人卞之琳說：“跑來延安的四方青年，對于新知識也如饑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陜公等院校學習的，大家都經常人手一冊科學社會主義經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我自己當時未及而立之年，在這種讀書浪潮里泡了一陣，也初窺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門徑，使我日后在自我檢驗所作所為和明辨周圍事態是非真偽當中，基本上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一生受用不盡。”

唯物辯證法、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統一戰線、獨立自主、理論聯系實際、工農兵等詞匯攜帶著嶄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進入知識青年的頭腦。

魯藝實驗劇團演員孫錚是“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月輾轉來到延安。在學習討論會上，孫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事情：事情做得不好，后來認識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評；看到別人的缺點，可以提出批評，幫助別人進步。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孫錚的父親孫澤余科舉及第，官至漢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孫澤公出任馮國璋政府教育次長，陸軍中將；姐夫張先舉是雍正王朝軍機大臣張廷玉之后。在孫錚的記憶中，孫氏大家族的人從來都是背后講別人的壞話，從來不曾有過自己反省的時候。面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她感受到一股蕩滌靈魂的清風。她毅然拒絕了家庭提供資金讓她出國留學的機會。她說：“大家庭有什么留戀的，連批評自我批評都沒有！我不能要這些金銀財寶，我要堅決走抗日的路！”詞語就這樣攜帶著方法論進入一個人的頭腦，掀起頭腦風暴，改變了一個人的世界觀。

一面整風學習，一面生產勞動，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改變了一些知識分子“多空文而少實用”的空談習氣，他們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畫家張汀說：“整風以后，都覺悟到在窯洞里表現工農是不行了……現在需要真正面向工農兵了，和實際生活結合——下鄉去。”作家吳伯簫離開延安時說：“從延安出來，人們第一個記得‘為人民服務’。”

同時，工農兵從知識分子身上學到了文化知識與科學精神。在延安，知識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鋼筆的習慣在機關和部隊逐漸流行開來。延安不生產筆，所有的筆都是帶進來的。海倫·斯諾在《延安采訪錄》中說：“人們把老掉牙的鋼筆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們不會寫字，也要把鋼筆插起來，這是他們視為現代文明的標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鋼筆的樣子，從延安知識分子那里時興，后來流行到工農兵當中，流行全國。

陜北的“土包子”與外來的“洋包子”結合起來的生動畫面，令毛澤東格外高興，他在黨的七大的報告中說：“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

——反帝反封建隊伍中有知識青年組成的一支軍隊

1939年12月，毛澤東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他環顧會場，脫口而出：“滿堂青年，朝氣蓬勃。”“朝氣蓬勃”這個詞由此誕生。

青年是朝氣蓬勃的，延安是朝氣蓬勃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氣蓬勃的。

毛澤東說：“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朝氣蓬勃的延安成為知識青年干事業的廣闊舞臺。

毛澤東帶著年輕的胡喬木編寫了“黨書”——《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胡喬木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澤東秘書；博古等一群知識青年把《解放日報》辦成了具有“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的黨報；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師從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王學文1937年到延安，翻譯了《政治經濟學論叢》《政治經濟學大綱（初稿）》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還參與了解放區財政經濟政策的制定工作。延安自然科學院的工程師華壽俊造出馬蘭紙，基本滿足了邊區出版、辦公、學習和生活用紙需求……

冼星海說：“為學習浪潮所推動，我也學習理論，最初只限于與音樂有關的東西，后來知道還不行，我就也來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計劃。我看了一些入門書之后，覺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發生了興趣，我竟發現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生活即安定，也無干涉和拘束，我就開始寫大的東西。”經過馬列主義的洗禮，冼星海創作了《軍民進行曲》《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別是《黃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氣，表現了中華民族頑強奮斗的精神，有一種不可阻擋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這樣的作品，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寫不出來。

1940年初春，范文瀾教授歷經險阻抵達延安，被任命為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毛澤東交給范文瀾一件任務：編出一本中國通史。范文瀾從1940年8月開始寫作，到1941年5月撰寫出《中國通史簡編》上冊（上古至五代十國部分），25萬字。如此速度，除了范文瀾嫻熟于傳統經史以外，還得力于他熟練地運用嶄新的科學歷史觀分析問題，以及來到延安后受到的教育和鼓舞。1941年9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出版。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編寫出的第一部中國通史。毛澤東感慨地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

“我把自己/投進你的光圈里/我看見每個人頭上/都照著同樣的光圈。”詞作家公木說：“我居然同小我八歲的鄭律成同志動手寫起《八路軍軍歌》來，寫了就唱起來，既無人授命，也不曾送審，這是多么充分的創作自由心態的表現啊！”他和鄭律成合作的《八路軍進行曲》后來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成為人民軍隊的軍歌。

民歌、秧歌、剪紙等向來都是自生自滅，這些從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在延安被升華到文化藝術的高度。《兄妹開荒》《擁軍花鼓》……歷史上許多不入詩入歌入畫、不能上舞臺的人和事被文藝家寫進了作品。前人裝不進去的東西，被新的時代裝進去了。

一部《黃河大合唱》，唱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顯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事實。孫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實地反映了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鬧革命求解放的歷史畫卷，預示著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人的新社會即將誕生。

見證延安文藝革命的蕭軍說：“子孫們向我們發問，日本鬼子是怎樣被打敗的？中華民族怎么艱難地從屈辱中跋涉過來？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告訴他們：請讀一讀延安文藝！”

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實踐在青年知識分子面前打開一個嶄新的空間。融入延安的知識青年深度參與了20世紀中國革命史和社會發展史。

“從軍殺敵，以筆當槍，正義宣傳參與政治仗；為國犧牲，血花齊灑，英勇楷模是為藝術光。”這是朱德總司令為魯藝“抗戰五年來殉難校友追悼大會”書寫的挽聯，更是對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的高度頌揚。

知識青年在延安，參加黨，參加軍隊，參加政府，改變了革命隊伍的面貌，為新中國的誕生，為中國共產黨文化的建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所說：“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胡松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