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楊建新，1952年5月生，浙江諸暨人。曾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對外宣傳辦公室（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省委臺灣工作辦公室（省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2003年2月任省文化廳黨組書記、廳長。2018年5月退休。
　　采 訪 組：田玉玨 薛偉江 路也
　　采訪日期：2017年9月16日
　　采訪地點：杭州市大華飯店

　　采訪組：楊建新同志，您好！請您先介紹一下您與習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
　　楊建新：習書記剛來浙江工作的時候，我還在省臺辦當主任，第一次見面他就關心我的工作問題。因為我記得那一次不是正式工作場合，我印象很深，他微微笑著，同我聊起了對臺工作，我向他簡要匯報了浙江對臺工作的一些特點，然后他問我，聽說你要離開臺辦到文化廳工作？我說不是我有要求，是我在臺辦工作時間長了，省委有這個考慮，我說我在臺辦很安心，而且學到不少東西。您從福建來，我也知道您很重視對臺工作。他笑著說：“對臺工作是很重要，文化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浙江，文化底蘊很深厚。如果省委定了，那就去吧，好好干。”2003年初，我到省文化廳任職，省人大常委會上，還是習書記給我頒發的任命書。
　　這以后，我多次在不同場合同習書記聊到文化工作。大約一年以后，有一次習書記問我：“到文化廳工作有段時間了，感覺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我說：“如果有可能，您最好給我兩個小時，我仔細梳理一下，讓我把關于浙江文化建設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好好地跟您匯報匯報。”習書記很爽快地說：“好啊，這個我很感興趣。”可惜的是，因為他工作實在太忙，這個約定一直未能實現。當時我還向他如實地講到，在文化廳工作比較順利，要說困難，就是上訪人員太多。他有點吃驚，詢問詳細情況。我就向他匯報了文化系統攤子大，人員多，政企、政事不分，歷史遺留問題不少，導致上訪人員較多。習書記聽了以后非常重視，馬上表態：真沒想到文化系統也有這么多上訪人員，我把問題帶回去好好研究一下。習書記說到做到，在他的重視支持下，省里陸續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文化系統不僅上訪問題得到了比較妥善的解決，更重要的是從發展規劃到軟硬件條件，全面迎來了文化建設的“春天”。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期間作出了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決策，請您介紹一下這個戰略決策的主要情況。
　　楊建新：習書記對于文化建設的重視，我是感受很深的。他的人文情懷和文化自覺，既是發乎內心的，更是建立在對文化建設重要性的科學認識之上的。在他的治省方略“八八戰略”中，其中一大戰略就是進一步發揮浙江的人文優勢，積極推進科教興省、人才強省，加快建設文化大省。事實上，浙江是在2000年出臺《建設文化大省綱要》的。習書記到浙江任職后，并沒有另提口號，也沒有另搞規劃，而是繼續扎實推進浙江文化大省各項建設工作，用實際行動真正做到了“一張藍圖繪到底”。
　　與此同時，習書記在推進浙江文化大省建設過程中，深入系統地進行了多次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浙江省委于2005年7月召開了十一屆八次全會，主題就是研究浙江的文化發展問題。全會圍繞文化大省建設，全面深刻地分析形勢，總結經驗，查找不足。習書記在這次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系統闡述了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意義和價值、文化建設與增強浙江軟實力之間的關系，以及今后浙江發展過程中為什么要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重大問題。在講話中，他在肯定浙江文化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時，提出了“三個不相適應”和“一個不夠協調”。“三個不相適應”是指：浙江的文化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文化建設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適應；文化建設與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客觀現實和發展趨勢不相適應。這就是要求我們“跳出浙江看浙江”，站在全國和全球的背景下來看浙江發展，這也就對我們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個不夠協調”是指，文化建設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夠協調。解決這些問題，習書記提出要“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文化事業繁榮，進一步壯大文化產業，進一步加強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社會事業的發展”，同時構建加快推進文化大省建設的整體框架，可以簡稱為“3+8+4”。“3”就是著眼于“三個力”，即增強先進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提高社會公共服務能力。“8”就是實施文化建設“八大工程”，即文明素質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護工程、文化產業促進工程、文化陣地工程、文化傳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習書記親自擔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導委員會主任，這項工程的核心任務就是梳理發掘浙江的人文遺產和文化基因，傳承浙江優秀傳統文化，總結歷史經驗，凝聚和弘揚浙江精神，以文化的發展引領浙江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建設和黨的建設，實現全面發展。習書記親自擔任主任，我的理解，是因為這項工程是基礎，是源頭，把浙江精神梳理好，激發出來，就能調動人的積極性，帶動浙江的整體發展。所以我認為習書記是抓住了文化建設的“牛鼻子”。“4”就是實現“四個強省”的目標，即建設教育強省、科技強省、衛生強省、體育強省。
　　省委這次全會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習書記主政浙江期間最重要的一項文化決策，這個《決定》進一步把準了浙江文化建設的方向，擘畫了浙江文化工作未來的發展藍圖，在浙江文化建設歷史上具有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可以說，習書記以“三個力”為方向，以“八項工程”為抓手，以建設“四個強省”為目標構建的“3+8+4”框架，就是撐起浙江文化建設宏偉大廈的“四梁八柱”。如今十幾年過去了，當年省委的這一《決定》，至今仍對浙江的文化建設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采訪組：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為制定浙江文化發展戰略開展調研的情況。
　　楊建新：習書記非常重視調查研究，他關于文化建設的思路和決策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建立在扎實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基礎之上的。可以說，調研工作貫穿了習書記在浙江工作的整個過程。更難得的是，每一次調研，他都不是隨便走走看看，而是在特定的時間節點、特定的背景下進行的有重點、成系統的調研。關于文化建設方面，習書記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共有4次系統調研。這4次調研我都參加了。
　　第一次系統調研的主題是文化體制改革。2003年6月，浙江被確定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試點省，中央要求浙江先行先試，承擔起為全國提供文化體制改革經驗的重任。當時，整個浙江文化系統對改革的認識很不統一，思想很不穩定。文化事業和工業生產有所不同，不僅要有硬件支持，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大家擔心文化體制改革影響到切身利益，因而積極性不高。基于這個情況，為了把中央的要求貫徹落實好，7月，習書記帶領相關同志先后到浙江圖書館、杭州翠苑電影大世界、良渚文化博物館、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浙江曲藝雜技總團、浙江歌舞劇院等單位開展了為期一周的系統調研，并于7月18日召開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大省建設的專題座談會。座談會上，習書記再次聽取了文化工作者、演職人員以及相關部門的情況匯報，并發表講話，詳細闡述了他對文化體制改革的一些想法。他首先定下基調：“中央把浙江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綜合試點省，對浙江寄予了希望，要求浙江積極探索不斷總結，試出經驗、試出成績，為全國作出新貢獻，所以我們要積極貫徹，認真響應。”他闡述了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調我們的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實現好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習書記還指出，改革的重點就是三個：抓好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抓好經營性文化產業改革和發展，抓好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他要求我們：要大膽探索，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找準改革的切入點。試點工作要大膽嘗試，加大力度深入探索，中央有要求的都要做到，沒有要求的也要大膽地試，在改革問題上，浙江要敢為天下先，走在全國前列。同時，具體實施過程中要穩步推進，以點帶面，扎實穩妥，尊重規律。改革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改出活力，改出文化生產力。
　　習書記開展這次調研的時候，我剛到文化廳任職時間不長。聽到他的講話，很受啟發和鼓舞。感到他的話，都說到了點子上，也說到了我們文化工作者的心坎里。改革首先要明確為什么要改？要搞清目的和手段的問題，同時，改革也不能只是下達任務，重要的是要解決方法和路徑的問題。習書記提出的文化體制改革思路，方向正確，系統全面，重點突出，尊重規律。不光講認識，講“過河”的目標任務，同時也講方法，講如何解決“船”和“橋”的問題。更加難得的是，他全面而辯證地提出了要“維護人民群眾文化權益”這個理念。他認為，滿足人民群眾享受文化、參與文化的精神需求，是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的重要體現。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習書記在全國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尚未推開之前，就能有這樣的深入思考和整體布局，真是遠見卓識，很不簡單。
　　習書記的第二次系統調研是圍繞第七屆中國藝術節的籌備工作以及重大文化項目的建設展開的。2004年舉辦的第七屆中國藝術節，是浙江省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承辦的最高層次最大規模的文化藝術節慶活動。習書記非常重視這次藝術節，指示要把它辦成一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藝術節，不僅影響要大，而且體制機制要創新。他幾次把我叫到他辦公室了解藝術節籌備情況，還多次在會議上對藝術節的籌備工作作出具體指示。當時，盡管省財政有專項撥款，我們發動社會力量也籌措了部分資金，但還是有不小的缺口。不得已，我向習書記求助，希望他能出面，向中央財政爭取一部分經費。習書記非常講政治、守規矩，他首先就問我：“我出面要錢合適么？”我就趕緊給習書記解釋說：“畢竟是國家藝術節，中央財政擔負部分經費是歷屆藝術節的慣例，另外如果爭取不到經費，不僅影響浙江這次藝術節的舉辦，對下一個舉辦省份也會產生影響。”后來他給財政部領導寫了信，爭取到了這筆經費，為第七屆中國藝術節的成功舉辦奠定了資金基礎。
　　2004年8月6日，習書記親自到西湖文化廣場、杭州大劇院等地視察第七屆中國藝術節的籌備工作和演出場館的建設情況。當時全國正處于經濟調整時期，浙江的經濟形勢也面臨困難，很多基建項目都壓了下來，社會上對于西湖文化廣場這類項目是否繼續推進也有不同聲音。我們這些“業內人”很擔心，浙江多少年了，好不容易有一個大的文化項目，要是撤下來就太遺憾了。那一天，習書記先是冒著酷暑，視察了西湖文化廣場的工地，慰問了正在施工的工人，給他們送去了毛巾、礦泉水等勞保用品。隨后，在現場召開的辦公會上，我和有關同志匯報了藝術節的籌備工作。習書記談了三點：“第一，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更加關愛和善待廣大民工；第二，在基建項目上要堅持有保有壓，西湖文化廣場作為重點文化工程項目，不但不能下，而且要保質保量，加快推進；第三，要以強烈的緊迫感、責任感和機遇感努力辦好第七屆中國藝術節……充分體現藝術的盛會、人民的節日的辦節宗旨。”習書記對辦好藝術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當時還有一件事，在原先的西湖文化廣場建設規劃中，浙江展覽館是列入拆除的，后來還是習書記最終拍板，調整規劃，將這座上世紀70年代杭州市的代表性建筑（當時叫紅太陽展覽館）保留了下來。現在，這個展覽館仍是浙江省最重要的展覽場館之一。
　　當時我聽了習書記在現場辦公會上的表態，特別是后來他力排眾議，將上世紀70年代紅太陽展覽館這座歷史建筑保留下來時，我一方面感動于省委主要領導對文化事業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感到壓力更大了。習書記這么關心文化工作，給我們這么多支持，我們應當按照他的要求，真正把這屆國家藝術節辦好。所以當時我們真的是旰食宵衣，日夜奮戰。2004年9月10日，第七屆中國藝術節在杭州開幕。開幕式上，原計劃由習書記宣布開幕，因為習書記提出要創新，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陳曉光同志提議，可以讓普通群眾上臺宣布開幕，習書記認為這個辦法好，體現了“人民的節日”的宗旨，立馬拍板決定，由一位銀發飄飄的耄耋老人手牽一位稚氣十足的紅領巾小女孩上臺，敲響了開幕式的大鑼。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得到了廣大群眾和媒體的廣泛贊譽。
　　此次中國藝術節歷時17天，活動遍及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嘉興等多個城市，最終于9月26日在紹興圓滿落下帷幕，無論是參加人數、演出劇目、舉辦活動的門類還是社會影響、社會籌資和贊助等方面，均創造了藝術節的歷史第一。第七屆中國藝術節實現了讓人民廣泛參與其中，享受藝術帶來的歡樂，真正成為“人民的節日”，為國家藝術節的舉辦開創了全新的模式和路徑，提供了很多新鮮經驗。藝術節閉幕后，文化廳向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提交了總結報告，習書記在報告上作了批示：“這次第七屆藝術節舉辦得很成功，文化廳以及有關市縣、相關部門精心籌劃、周密安排，做了大量具體細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對同志們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謝。希望文化廳以這次七藝節的成功舉辦為契機，總結經驗、積極探索、乘勢而上、加快發展，為繁榮文化事業、推進文化大省建設作出新的貢獻。”習書記在批示中，把藝術節的成功舉辦歸功于文化廳和有關部門的工作。事實上，沒有習書記在各項籌備工作中細致入微的指導，沒有他在經費上的關心支持、在方向方法上的具體指引，第七屆中國藝術節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他才是這次盛會得以圓滿成功最關鍵的人。
　　第三次系統調研活動是在2005年，這一年在浙江文化發展的時間軸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習書記結合2000年出臺的《建設文化大省綱要》實施情況，親自主持了省委關于文化大省建設的調研課題。這是一次深入系統的全面調研，調研涉及省、市、縣三級，時間跨度將近一年。可以說，這次文化調研層次之高、規模之大、參與人數之多、影響之廣、成果之豐，是我省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習書記在調研中形成的思想、觀點和科學論斷，為省委十一屆八次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奠定了基礎，對浙江后來的文化建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2005年4月7日至15日，我跟隨習書記先后考察了浙江藝術職業學院、中國絲綢博物館、浙江舞臺設計研究院、浙江文藝音像出版社下屬的天創光電有限公司、蕭山跨湖橋遺址等單位。所到之處，習書記邊看邊問，詳細了解。在浙江藝術職業學院，習書記跟一位加拿大籍的舞蹈老師交流藝術人才的培養問題。在浙江圖書館，他詳細詢問了數據庫建設情況，并通過數據庫檢索自己在清華讀博時的論文。在絲綢博物館，他提出要弘揚中國的絲綢文化，還指示省委接待辦要把絲綢博物館列為重點接待參觀單位。在跨湖橋遺址博物館，他認真聽取考古發掘文物的保護技術。通過幾天的實地走訪、聽取介紹、翻閱資料以及與基層同志溝通交流，習書記隨后在6月1日召開的浙江宣傳文化系統調研座談會上，闡述了他對浙江文化建設的看法和思路。習書記講道：“繁榮文化事業，壯大發展文化產業，是建設文化大省的重要目標，也是加快文化大省建設的重要標準。從浙江實際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重點研究、論證和抓好推進文化大省建設的重大工程建設，不斷增強構成浙江綜合競爭力的軟實力。”他還強調：“推進文化大省建設，一要進一步增強文化精品的創作生產能力，二要進一步增強公共文化服務能力，三要進一步增強文化產業競爭能力。”
　　為了集思廣益，那年6月下旬，習書記專程率隊走訪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單位，并于6月22日在北京召開加快浙江文化大省建設懇談會，還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簽訂了合作協議意向書，目的是凝聚各方力量為浙江文化發展大計出謀劃策。最后，習書記主持的調研組向省委遞交了《文化大省建設的現狀與對策研究》調研報告，對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思路、發展目標以及主要對策都做了深入研究，并提出明確可操作的意見。這些調研成果，后來都體現在省委全會的《決定》之中。
　　第四次系統調研在2006年。那年的6月10日是我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浙江杭州成為第一個承辦“文化遺產日”主場活動的城市。這次系統調研的主題就是文化遺產保護。那天，習書記先后考察了杭州南宋御街遺址、浙江省博物館、杭州文瀾閣修繕工程，還參觀了浙江省博物館的工藝美術大師和民間收藏珍品展覽，隨后在浙江省博物館接待室召開座談會。會上，我向習書記匯報了全省文物工作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情況，并告訴習書記：“我們浙江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是走在全國前列的。我敢‘大言不慚’地對您說。”我之所以這么說，主要還是基于省委省政府對這項工作的重視。因為2005年可以說是習書記工作日程上的文化遺產保護年，這一年中，他對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批示、指示不下20余次。特別是在2005年5月到6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就有6次批示。在這樣高密度的關心、督促下，我們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怎么能干不好？習書記聽了我的匯報，露出了會心的微笑，肯定了我們的工作，隨即又就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他指出，城市化率不斷提高意味著農村變城市，意味著現代化的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隱藏著對文化遺產進行破壞的危險，在現實中就存在著對城市文化個性的輕視甚至埋沒，造成文脈的斷裂，造成“千城一面”的現象。習書記特別強調，在發展經濟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要在建設過程中把那些具有文化價值和地方特色的歷史建筑破壞了，要從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要求出發，正確處理文化遺產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正確處理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管理、利用的關系，加快搶救速度，加大保護力度，搶救為主、保護第一，切實保護好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最后，習書記動情地說道：“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是每個人的事，要動員全社會共同傳承保護好中華文化，只有我們每個人都關心和愛惜前人給我們留下的這些財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獨特的審美情趣、獨特的傳統氣質，才能傳承下去。今天是我國首個‘文化遺產日’，‘文化遺產日’的設立凸顯出文化遺產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要借此機會，組織和開展一系列宣傳活動，努力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良好氛圍，進而更好地熟悉中華歷史，傳承中華文明，弘揚中華文化，不斷激發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這讓我想起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發出了要“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號召。現在想來，這也是他在浙江建立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一種延伸。浙江人民不會忘記，如果不是他當年這么重視文化遺產保護，也許今天我們再想找回“村口那條小路、村里那口池塘、村頭那棵大樟樹”，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陪同習書記調研，我很有感觸，他在調研中充分體現了他開展工作的方法論。一是突出問題導向，針對性很強。從調研時機的選擇，到調研主題的選定，再到調研方式、內容的確定，全都做到把握得當，從來都是有的放矢。二是深入細致，貼近實際。每次調研，習書記都會提前做充分準備，我們給他提供的材料，他事先都會仔細地閱看。調研期間，他會抓住關鍵提出問題。尤其喜歡到基層現場去走一走，與普通群眾包括教師、演員、職工或學生坐下來拉拉話，甚至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一看。三是高屋建瓴，善于提煉。他在調研中不是隨便走走看看，而是非常善于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每次調研走訪、聽取匯報后，他都會安排座談，有時候現場座談還不夠，回到機關還要再召開座談會或總結會，直到把問題談透為止。也正因為如此，習書記總能夠“跳出浙江看浙江”，從調研中看到別人沒看到的問題，發現別人沒發現的契機，所以他的講話立意都很高遠，既深刻，又富有前瞻性。四是辯證全面，指導性強。他發表的講話、給出的意見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即便是調研當中的即興講話，也總是與他的整體思想首尾貫通、一脈相承；即便是談再小的一個問題，也總是辯證地看、全面地看，對實際工作指導性很強。能有幸陪同他一起調研，對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保護文化遺產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楊建新：可以說，習書記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視，為我們樹立了率先垂范的榜樣，令我們這些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感佩不已。習書記特別看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強調不能“造成文脈的斷裂”。我剛才講到，習書記曾經在2005年5月到6月28天的時間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作出6次批示。第一次批示是2005年5月4日，此前國務院辦公廳下達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5］18號），習書記看后給我批示：“建新同志，我省也要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同一天，他又在省政協文史委《關于浙江民間手工藝保護、開發和利用情況的調研報告》上批示：“浙江的民間工藝是祖國藝術寶庫的奇葩，應注意保護與傳承，在文化大省建設中要加強這方面工作。”第三次是5月11日，當時一位并不認識習書記的民俗研究學者寫信給習書記，反映浦江縣高登山古村落文化遺產急需搶救和保護。習書記將這封信批轉給我。同一天，還批給我另一封非遺保護工作者的來信。第五次是5月16日，習書記在我們當時提交的《關于浙江省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匯報材料》上批示：“我省民族民間藝術保護工程啟動三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下一步要按照‘國辦發［2005］18號’文件的要求，認真總結，加強宣傳，認真實施，扎實有效地做好我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第六次是2005年6月2日，習書記在永嘉縣委縣政府關于搶救振興永嘉昆劇團的報告上批示：“永昆的保護應列入我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計劃之中。”批示還特別指明請當時的省委秘書長李強同志協調，要我對這項工作進行研究落實。
　　習書記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批示遠不止這些，但一個省委書記，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對這么一項工作持續地給予批示，以前我從來沒聽說過。當時，習書記的這6次批示在全國傳為佳話，文化部的領導對我說：“老楊，你們有個好書記啊！這樣你的工作就好做了。”到北京開會碰到兄弟省文化廳的領導，大家也都說：“老楊，你們習書記那么重視非遺保護，難怪你們的工作開展得那么順，那么好。”大家都羨慕我們有一個如此重視文化的省委書記。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上，習書記不僅給出批示，而且是全方位地給予關注和支持。越劇是浙江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劇種，也是浙江省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006年是越劇誕辰一百周年，我們向省里打了一個報告，想借越劇誕辰百年之際舉辦系列活動，打出越劇品牌，振興浙江戲曲，對外擴大浙江文化的影響力，對內鼓舞士氣，增強文化自信。習書記得悉后非常贊同我們的設想，全力支持我們舉辦越劇百年誕辰相關活動。活動期間，習書記親切會見了以袁雪芬為代表的老一輩著名越劇藝術家，并在3月27日越劇誕辰百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越劇藝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浙江人民一筆寶貴的財富。繁榮發展越劇藝術事業，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推進浙江文化大省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要求廣大越劇工作者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認清自己的歷史使命和崇高職責，自覺地承擔起作為中華文化及浙江文化的承載者、傳播者、創造者的歷史責任。他還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文藝工作的新規律新特點，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目的，按照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總體部署，用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作為文化發展的價值觀，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形成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有了習書記的鼓勵和支持，我們趁熱打鐵，在2006年10月，提請省政府與文化部合辦“中國越劇藝術節”，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在首屆越劇藝術節開幕式上，習書記講道：“我們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建設和諧文化的實踐中大力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充分調動廣大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積極推動越劇藝術乃至浙江文藝事業不斷取得新的發展。人民創造藝術，藝術屬于人民，衷心祝愿中國越劇藝術節圓滿成功。”也正是在習書記的大力支持和指導下，中國越劇藝術節永久落戶浙江，在提升越劇設施建設、繁榮越劇舞臺藝術、培養越劇人才的同時，也對文化大省建設起到了引領帶動作用。
　　除了越劇之外，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也是浙江著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唯一的陶瓷類項目。2005年，習書記到龍泉縣調研，縣委領導同志“小心翼翼”地提出，希望建一個像樣的龍泉青瓷博物館。為什么說是“小心翼翼”呢？因為龍泉是個山區欠發達縣，缺錢。習書記在聽了縣里同志匯報后，明確提出龍泉青瓷是民族文化的瑰寶，有必要建一個青瓷博物館。在習書記的關心下，省財政部門為龍泉縣解決了1000萬元的補助資金，幫助龍泉縣啟動了青瓷博物館建設。博物館建好后，龍泉縣委在博物館前面立了一塊大石頭，上面刻了“關懷石”三個大字。石頭背后，刻上了習書記關心支持博物館建設的文字。那年我到龍泉去，當時的縣委書記就對我說：“楊廳長，我們真不是搞個人崇拜。立這塊石頭的時候，習書記已經調離浙江了，也還沒有當國家領導人。我們就是想表達基層百姓的心情，因為我們非常感恩。龍泉縣是一個山區縣，財政很緊張，沒有習書記的支持，我們根本不敢想建這么一個博物館，龍泉青瓷文化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弘揚發展。”現在，龍泉青瓷博物館建筑面積一萬多平米，是省內最好的縣級博物館之一。龍泉青瓷產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還有一次是2006年3月，紹興大禹陵祭典申報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也是全靠習書記的支持。當時首批國家級非遺項目已經初步確定，而紹興的材料還沒有上報到北京。情急之下，我帶著紹興文廣局的負責同志在3月20日那天一大早就到省委辦公樓門口“堵住”習書記，一方面向他作檢討，因為確實是我們的工作沒跟上；同時懇請習書記能出面跟文化部爭取一下。第二天，習書記就給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同志寫了信，信中寫道：“大禹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內涵”，希望文化部“能夠將大禹陵祭典活動補報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使作為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大禹陵祭典活動和大禹精神得到更好的傳承和弘揚。”因為這封信，大禹陵祭典活動得以列入首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外省的文化廳同行得知這事都很感動很驚訝，有的還專門打電話來問我：“老楊，這事你都敢找習書記？這么具體的事情他也關心？”我說：“我經常找啊，習書記關心文化的事也不是一次兩次了。”他們聽了都感佩不已。
　　浙江是戲曲大省，業內有“一部中國戲曲史，半部在浙江”的說法。浙江的所有戲曲劇種，都已納入非遺保護。習書記對戲曲藝術很關心，認為戲曲是地域傳統文化的代表。他在跟我交流中間，有幾次提到省小百花越劇團。小百花是浙江國辦院團的領軍團隊，也是越劇藝術的代表性劇團，有一次習書記還特別交代我：不光要重視小百花，其他各個劇種都要關心，要注意整體推進舞臺藝術的繁榮。除了親自參加越劇誕辰百年紀念活動和中國越劇藝術節并作重要講話之外，他對浙江的戲劇發展和人才培養曾經有過多次批示。2004年12月，正逢浙江小百花越劇團20周年團慶，習書記在12月18日發了賀信，說：“希望你們繼續發揚敬業、奉獻、合作的小百花精神，大膽創新，勇于超越，創作出更多的藝術精品，為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建設文化大省作出積極的貢獻。”浙江藝術職業學院是浙江重要的文藝人才培養基地，也是當時浙江藝術教育的最高學府。2005年11月1日，恰逢藝術職業學院暨浙江藝術學校50周年校慶，習書記又發去賀信，充分肯定學院為我省乃至全國培養了大批優秀藝術專業人才，希望師生們“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突出辦學特色，提高教育質量，為浙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2006年9月，浙江昆劇團新創昆劇《公孫子都》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的初選劇目。昆曲是中國目前留存最古老的劇種，有600多年歷史。2001年作為我國入選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第一個項目，全國當時碩果僅存的只有6個半昆劇團，浙江有1個半。浙江昆劇團又是中國昆劇界的代表性劇團，1956年以一出《十五貫》使瀕臨消亡的昆曲重新煥發生機，毛澤東、周恩來都看過這出戲，還有很多評論。我很希望習書記能來看看浙昆的演出，但又怕他太忙，所以就在9月7日給他寫了一封信，問他能不能夠給劇團寫幾句勉勵的話，最好能來看一次演出。習書記收到我的信，當天即批示：“可以發賀信并爭取觀看演出”。9月25日，正好是浙江昆劇團建團50周年，習書記發來賀信，向為傳承和發展昆劇藝術作出積極貢獻的文藝工作者致以誠摯問候，并表示：“浙江昆劇團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昆劇藝術表演團體，為弘揚中國傳統昆劇藝術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希望浙江昆劇團與時俱進，再接再厲，不斷續寫新篇章，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浙江文化藝術增輝添彩。”而且真的在25日那天觀看了演出，對浙江的戲曲工作者鼓舞很大。
　　接下來就是2006年底了。那年是浙江婺劇團成立50周年，婺劇也是浙江的主要劇種之一，400多年的歷史，是浙江中南部地區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戲劇樣式。婺劇的唱腔非常豐富，有昆腔、徽腔、亂彈、高腔、灘簧、時調等，所以舞臺表現力很強，加上婺劇團團風優良，常年堅持在鄉村為農民群眾演出，廣受好評。我們很想習書記能夠關心一下這個劇團，習書記知道后，欣然同意，在11月8日給浙江婺劇團發了賀信，對浙江婺劇團成立50周年表示熱烈祝賀，并高度肯定婺劇團成立以來取得的成績，希望他們“把握時代脈搏，突出浙江特色，多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精品，為浙江的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作出新的貢獻”。回想起習書記的這些批示、指示，深深感受到他對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地方戲曲的重視和摯愛。
　　在習書記關心關懷下，浙江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一年一個臺階，成效顯著，走在了全國前列。我們在非遺保護上創造了多個“全國第一”：在全國公布的共四批計137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浙江有217項，占到1/6，連續四批均名列第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浙江占10個，也是全國第一。這些并不是說其他省份的非遺資源比我們的少，而是我們在整理、發掘、記錄、保護上起步比較早，工作比較扎實。在中央和地方媒體的大量報道中，“非遺保護看浙江”成為大家的共識，可以說，浙江在習書記的帶領下，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新鮮經驗和示范樣板。
　　采訪組：那習近平同志是怎樣重視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
　　楊建新：習書記不僅關心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物質文化遺產（文物）的保護也同樣一貫重視。以2005年為例，他關于文物保護的好多批示也都集中在這一年，我舉幾個例子說一說。2005年3月，省人大有一份簡報叫《來自旁聽席的反映》，第五期刊登了一位旁聽十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同志寫的情況反映，題目叫《浙江古村鎮古街區保護亟待加強》，看了這篇材料，習書記于3月3日作了批示：“所提建議值得重視，請楊建新同志研究。”我立刻召集有關處室和文物局同志作了研究，并且把那位旁聽人大會議的反映人周乾松同志請來，當面向他征求關于古村落保護的意見和建議。而后我們就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文化廳部署意見，報給了習書記。報告里面我也直言，這方面任務太重，經費不足，希望財政予以支持。習書記收到文化廳的報告以后，在3月29日作了批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已取得成績，但保護任務繁重，形勢仍然嚴峻，同意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政府財政支出應逐步加大對文保的支持。”習書記的批示，對我們的工作是有力的支持。在他主政浙江期間，省財政用于文物保護工作的支出有了大幅增長。又比如，我們浙江有一個著名的古建筑群——文瀾閣，修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代收藏《四庫全書》的皇家藏書樓。2005年4月，文瀾閣修復工程進入最后階段，《人民日報·情況匯編》刊登了《浙江文瀾閣修復即將完工其文物功能亟待明確》的報道，這篇內參引起了習書記的關注，他在4月5日批給省委、省政府分管領導和我閱酌。我立即和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館的負責同志開會做了研究。其實當時我們對文瀾閣修復以后的功能定位已經有了設想和安排，我們討論了以后，馬上把已經考慮的設想書面報告給了習書記。4月14日，習書記看了我的報告，批示同意我們擬定的文化功能定位。
　　說到《四庫全書》，當時乾隆皇帝命大學士紀昀組織抄了七部《四庫全書》，其中四部藏于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沈陽文溯閣、承德文津閣，史稱“北四閣”；三部藏于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史稱“南三閣”。《四庫全書》因為戰亂損毀嚴重，現只剩下四部。其中一部藏于國家圖書館，一部在國民黨敗退時帶到了臺灣，還有一部因當年中蘇關系緊張為備戰需要放到甘肅。杭州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在太平天國時被洗劫焚燒，所剩部分散落民間。后來經過杭州的鄉紳丁申、丁丙兄弟倆的搜集抄錄整理，恢復大部，又經過民國時期浙江圖書館館長錢恂、張宗祥組織的補抄，才使文瀾閣《四庫全書》得以復原。由于丁氏兄弟在補抄《四庫全書》時，不少是按照目錄從民間找來原書進行抄錄的，而紀昀在主持抄寫的時候，對書中凡與朝廷皇家不利的地方都做了刪改，所以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比起其他的幾閣，內容更為完整真實，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2006年，杭州出版社提出計劃影印出版《四庫全書》文瀾閣本，省文化廳和省圖書館給予了大力支持。《四庫全書》共收錄古籍3503種、79337卷，裝訂成36300冊，即6752函，匯集了中國古代大量的文獻資料，可以說是中國歷朝歷代最集大成的一部古籍。這也就意味著影印出版不僅需要大量的時間和人力，而且耗資巨大。習書記很重視這項文化工程，于2006年9月27日專門批示：“文瀾閣本的四庫全書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將其影印出版，這是文化建設的一件大事，對我省開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義。原則同意將其納入文化研究工程。希望把這項工作抓緊抓實抓好，爭取早出成果。”在習書記的關心下，影印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現已由杭州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設計裝幀印刷都不錯。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又如，浙江當時還沒有一處世界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習書記對此非常關心。2005年5月11日，他給我和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同志批示：“我省在世界遺產申報方面尚屬空白。‘申遺’是有許多條件的，也要下決心，花代價。不知是否做好了各種準備。”根據這個批示，省文化廳、省文物局向省委省政府報送了《關于良渚遺址保護和申遺工作的報告》，就遺址保護和申遺工作的現狀及已做的工作作了匯報，同時提出推進下一步工作的建議和設想。習書記看了這個報告，于7月4日再次批示：“請杭州市委市政府繼續推進保護和申遺工作。”到了2006年11月，省文物局簡報《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發表了一篇信息：《浙江誕生新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上山文化》，講的是距今九千至一萬年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的考古新發現。習書記看了之后作出批示：“要加強對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傳。”習書記這些關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批示意見，雖然不是全部，但也足以證明在習書記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布局上，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還有一次，我印象中是2006年前后，金華市磐安縣有一個古茶場即將被批準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習書記得知后非常重視，專程去進行調研。這個茶場坐落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已有上千年歷史，是中國南方農耕時代典型的茶葉交易市場，也是我國留存至今最為古老的茶場之一。唐宋以來，這里一直都是周邊方圓百里的農民進行茶葉交易的中心，也是官府采購茶葉的地方。近代由于鐵路公路的興起，人流物流發生巨大改變，市場逐漸消亡，在茶場舊址就只留下茶神廟、官府機構等部分古代建筑，但也都破敗不堪了。習書記去那里察看了茶場的現狀，聽取了縣領導匯報，并與當地群眾深入交流。當場就提出：“要維修保護好這個古茶場，充分發掘利用好它獨特的歷史人文經濟價值。”在習書記的關心下，省財政專撥500萬元，對磐安古茶場進行維修。后來我再到這個古茶場的時候，維修工作已經基本結束，茶場周圍的古戲臺、茶神廟等傳統建筑都已經恢復。古茶場里還掛著習書記當年視察的照片，看到照片上殘垣斷壁的舊址，再看看修復后的古茶場，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們都很感動。沒有習書記的重視，這個古茶場很難得到這么及時有效且高質量的維修保護。跟當地老百姓交流起來，他們都很興奮地跟我說起習書記當年調研時的場景。我打趣問道：“你們當時看到習書記啦？”農民們都很淳樸，爭先恐后答道：“當然看見了，我當時就在他邊上！”然后就如數家珍地同我講當時習書記坐在哪里、臉朝著哪個方向、都講了些什么話等等，每個人談起來都覺得十分自豪和驕傲。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在推動文化大省建設過程中，是怎樣把握文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的？
　　楊建新：習書記在越劇誕辰百年紀念大會上說過一句很有深意的話，正好回答你們的問題。習書記說：“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人民群眾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與經濟發展交融貫通、相得益彰，影響著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記得習書記不止一次在會上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話：“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在習書記心中，文化建設事關人的全面發展，事關一個國家民族綜合競爭實力的強弱，從來都是一個戰略問題。他不是孤立、靜止地看待文化建設工作，而是把文化建設放到發展的大環境中，辯證地看待文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他當時有個著名的論斷，就是“一個煩惱和多個煩惱”的問題。習書記曾在多個場合講過：多年來，我們被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這么一個煩惱困擾。現在經濟發展了，溫飽問題逐步解決了，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會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就會產生多個煩惱。解決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靠文化。他還引用一位哲學家的話說：“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是靈魂。”簡簡單單一句話，把文化建設與其他工作之間的關系闡述得既鮮明又深刻。
　　習書記對文化的重視，不僅體現在認識上高人一籌，而且體現在用人上識人善任。他在一次大會上講過：“今后我們用干部，就要用真正懂文化的干部。”當時我就想，現在的干部論學歷、論文憑，誰都不缺，可見學歷、文憑不等于真懂文化。習書記的話，體現了他對干部人文素養的重視。
　　為了更好地發揮文化工作在對外開放和交流中的引領帶動作用，習書記大力推動浙江文化“走出去”。他主政浙江的五年，是浙江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五年，在這方面，他是身體力行，親力親為。2004年，他率浙江省代表團出訪法國，同法國阿爾卑斯濱海省簽訂了文化、經貿合作交流協議。次年10月，根據協議，我們省文化廳組織到法國舉辦“感受浙江——法國·中國浙江文化周”活動。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主要還是在國家層面，地方對外交流的重點往往放在推動經貿、旅游上，浙江是第一次在國外舉辦這樣的大型文化活動，缺乏經驗。在習書記的鼓勵指導下，我們在法國布置了一個“天上人間——中國浙江絲綢文化展”，還辦了一個“水鄉爛漫”浙江農民、漁民畫展，把嘉興農民畫、舟山漁民畫以及長興百葉龍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帶了過去。文化周開幕前一天，習書記專門發來賀電：“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中國和法國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兩國人民分別創造了璀璨絢麗的中華文化和法蘭西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加強中法文化交流是我們共享人類文明成果、促進相互學習借鑒、密切雙方友好交往、攜手創造美好未來的有效載體和橋梁。愿中法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樹常青。祝‘感受浙江——法國中國浙江文化周’圓滿成功！”結果這次活動舉辦得很成功，在當地引起轟動。從法國回來后，習書記在我們的總結報告上批示：“這是一次成功的對外宣傳與友好城市文化活動，應總結推廣，今后繼續有計劃開展。”在習書記的推動下，我們將這個對外交流項目保留了下來，并改名為“浙江文化節”，持續加以推進。迄今為止，我省已經在將近20個國家和地區舉辦了23次系列活動，使“浙江文化節”成為浙江文化走出去的一張金名片，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口，為展示浙江的品牌形象提供了一個平臺，為浙江經濟走向世界搭起了一座橋梁。
　　同樣是2004年，習書記到麗水市遂昌縣進行調研。遂昌是一個欠發達的山區縣，當年湯顯祖在這里當過5年知縣，也正是在這里寫出傳唱千古的《牡丹亭》，還留下了很多親民廉政的故事。習書記清楚地知道這其中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就在調研中要求縣里領導“注意挖掘和弘揚湯顯祖文化”。遂昌縣馬上行動起來，和我們一起商量如何落實習書記的指示。縣里很快出臺了為期十年的《湯顯祖文化發展規劃》。而后，省文化廳支持遂昌縣圍繞湯顯祖文化做了許多工作。英國的莎士比亞和湯顯祖是同一時期的偉大劇作家，而且同在1616年逝世。我們就專門派出浙江昆劇團會同遂昌代表團出訪英國，把《牡丹亭》帶到莎士比亞的故鄉斯特拉夫德鎮，同那里的人民開展演出交流活動。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精心創排了《寇流蘭與杜麗娘》，把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筆下兩部戲的兩個主要人物跨越時空合編到同一個舞臺上，遠赴莎翁故鄉進行演出，同英國的藝術家切磋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直到2015年10月，習主席出訪英國，他還惦記著這件事，在演講中他說：“明年是他們（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中英兩國可以共同紀念這兩位文學巨匠，以此推動兩國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為此在2016年，中英兩國舉辦了隆重紀念兩位世界文學巨匠的文化交流系列活動。這又是一段在習書記推動下，延續了十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佳話。
　　采訪組：就您的親身經歷，習近平同志還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楊建新：我有幸在習書記領導下工作5年。在這5年里，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他的親和、博學、嚴謹、自律、重情重義，都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身邊，我也常檢視自己的不足。我覺得習書記的個人風格就是親近、平和、沉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任何時候他都給人成竹在胸的印象，從沒看到他喜形于色或聲色俱厲的樣子，所以我們在他領導下工作有壓力但不緊張，加上年齡相仿，都有知青經歷，所以在他面前我敢于直言，愿意說真心話。不少工作匯報和請示我是以個人名義送的，目的還是為了得到他的重視和支持，他全都有批示。接觸多了就會覺得習書記還是一個深沉、內心世界很豐富的人，他看書很多，涉獵很廣。尤其是文化建設，他想得很多、很深。他對文化工作者有著特殊的感情，我后來看到媒體報道他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時，與作家、文化局長賈大山的深厚友情的故事，回想起與習書記交往的點點滴滴，更加體悟到這一點。
　　習書記對工作要求很高，作風嚴謹是出了名的。我覺得在他身上同時具備兩種素養，在大事上、在決策時，他是舉重若輕，高瞻遠矚；在具體工作中、在抓落實上，他又是舉輕若重的，甚至是耳提面命。如涉及到重大文化活動和重大文化事項，他都具體過問，詳細布置，對每一個重要細節都不放過。第七屆中國藝術節、越劇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等都是這樣，所有重要環節步驟，他都問得清清楚楚。舉個例子，那一年，習書記一位特殊的朋友——老撾共產黨主席朱馬利專程來杭州拜訪他。根據外交禮儀，習書記交代我們安排一場專場文藝晚會。在晚會上唱什么歌，演哪幾個節目，順序如何排列，都是習書記一一審定的。
　　在杭州城建一個一流的美術館，是浙江人民的夙愿，這也是在習書記的直接關心指導下才得以實現的。2003年1月31日，正好大年三十，習書記冒著寒風細雨到西湖邊進行實地踏看。在隨后召開的現場座談會上，他詳細聽取了匯報，還把幾個選址方案的圖紙一一作了認真比對。最后他拍板決策，浙江美術館上馬，選址就定在西湖邊上。而且對美術館的方案設計，他也親自過問提出指導意見，認為美術館建在西湖邊上，就應該“穿中式服裝”。我是在這次現場會一個月后到任的，一到文化廳，就研究這事。當時，我和廳里同志反復琢磨領會，怎么建一座“穿中式服裝”的美術館。最后，經過兩輪招標，在32個方案中一再優選，同時發動杭州市民投票選擇，最終定下方案報到省里。一般而言，這種具體的工程項目只要報省政府領導簽字就可以了，沒想到習書記專門提交省委常委會，通過集體決策，把方案確定下來。在美術館的奠基開工典禮上，又是習書記親自參加，按下了開工按鈕。不久，李瑞環同志到浙江來，習書記還帶著我專程去向瑞環同志匯報美術館的設計方案，聽取他的指導意見。在習書記細致入微的指導下，浙江美術館的建設取得了圓滿成功，中國美術館要修建新館，還派人來我們這里實地考察，汲取經驗。唯一遺憾的是，美術館建成之時，習書記已調離浙江，至今他還沒來看過，我們都很盼望他能來看看，不過我們也很努力，沒有辜負習書記的期望。美術館辦得不錯，各項工作都比較出色，現在是全國重點美術館。習書記來了，美術館可以向他交出一份有分量的成績單。
　　習書記的工作風格不僅體現在工作中，也反映在生活的點滴之間。他喜歡文學藝術，有很高的鑒賞水平。除了看戲之外，他也會每隔一段時間，安排看一次電影。一般每次兩部，一部國產的，一部進口的。觀看之前，他秘書都會來要相關資料，包括電影名稱、片長、故事梗概、主要演員、生產片商甚至放映順序都要求得清清楚楚。在兩場電影放映的間隙，習書記還會根據影片內容和背景信息，聯系電影生產、藝術創作等問題同我們交流，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實際上他是把看電影也當成了文化調研。有時彭麗媛同志也會來，這時候，習書記還會特意讓秘書通知我們也可以帶家人一起去看。
　　時間長了，我深感習書記是個很重情義的人。有一次，他讓秘書通知我，晚上參加一個接待活動。到了現場一看，只有兩位北京來的客人。習書記指著一位長者向我介紹：“這是我在河北正定縣工作時的一位老領導，當時對我的工作很關心，給我很多支持。他是一個文化人，所以我特意請你來作陪，一起交流交流。”這位老領導知道習書記喜歡看書，專程帶來一大摞書，一本本仔細簽上自己的名字，送給習書記。從他們的舉止言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們在工作中結下的深厚友誼，確實讓人感動。還有一次，我陪同習書記接待一位北京來的同志，是個局級干部，看大家有點不解，習書記特意解釋：我們都是一起在福建工作過的老朋友了，當時他是中央媒體常駐福建的記者，對福建的工作幫助不少。這樣的事例很多，有些是我親歷，有些是聽說。只要是在工作中共過事的老同事、老戰友、老朋友，他都不忘舊情，他們到浙江來，只要有時間，習書記都會出面接待或看望。
　　說實在的，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文化工作是處于邊緣化的，即使在會上或文件上提得很高，但實際工作中很難被真正重視。從某種意義上也好理解，過去國家窮，急于發展，經濟是第一位的，文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還要花錢，要被重視也難。我作為文化廳廳長，在這方面感觸良多。但習書記主政浙江那幾年，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讓我們這些文化工作者信心倍增。他主政浙江的5年，是浙江文化建設經費大幅增長的5年，是浙江文化發展狀況發生轉折性變化的5年，也是文化大省建設取得豐碩成果的5年。正是在習書記的領導下，由于省委省政府的重視支持，浙江的文化建設大步跨越，奠定了我們在全國文化工作當中的前列位置。習書記離開浙江的時候，我們省文化建設的多項重要指標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名列前茅。
　　現在我還時常回憶起在習書記領導下工作的那段日子，當我離任文化廳長時，廳里同志送我一本相冊作為分別禮物，那里面有不少我陪同習書記調研考察的照片。看著那些照片，腦海里便會浮現習書記對浙江文化工作精心指導的所言所行，耳旁似乎會響起他對文化建設提出的種種真知灼見。他對文化廳工作要求很高，我們工作都很累很辛苦，但能在他領導下投身于浙江文化事業，見證發生著的嶄新而深刻的變化，我們都感到幸運和自豪。轉眼習書記離開浙江都十年了，但在他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的經歷，將成為我永久的美好回憶。